民法典应重视家庭财产的保护 ——从台湾地区"家"制说起

所谓的台湾地区"民法典",以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为本位规定"家"的制度,并融合运行着一套相互协调的家庭财产保护机制.我国现行立法对家庭共有财产的界定不清晰,未成年子女财产地位不独立,家庭生活费用的分担尚未义务化,家庭对外财产责任未做明确规定.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进程中,应基于家庭的整体性利益的考虑,建立家庭共有财产制,确立日常家事代理权,明确家庭债务的范围,以家庭本位实现对家庭财产的周全保护.     

混成耕牧制在彝语地名中的反映

混成耕牧制是一种普遍流行于我国西南山区的传统生产方式。彝族、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甚至部分汉族和布依族都曾实行过这一生产方式,有的至今尚在延续或变形延续。然而, 对混成耕牧制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 文献记载又残缺不全。因此,通过对彝语地名含义的破译和诠释, 归纳这些地名定型的命名意图, 透视这些地名的命名取向, 从而揭示混成耕牧制在资源利用上的若干特点。     

学院制改革:理论探讨与实践分析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当前我国大学推行学院制的理想,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大学学院制的运行机理,指出了目前我国大学在推行学院制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学院制改革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     

美国、中国高校三对基本办学关系之比较研究

美国、中国高校在“德与智”、“教与学”和“专与博”这三对基本办学关系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研究二者之间的差异 ,有利于处理好我国高校三对基本办学关系 ,推动高校改革 ,使高校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刍议

单位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理论界一向鲜有人论及。单位犯罪并不是共同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单位的犯罪。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单位共同犯罪。该共同犯罪在刑事责任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点     

小农制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制度的考察

本文考察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台湾、南朝鲜经济转型时期的小农制度，重点探讨当代小农制的几个基本特点：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地主，取得了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在小农制的框架内，发展导向的威权主义政权与农民结成一定程度的同盟，同盟的实质是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小农制下地权的平均化和政权对农民与农村社会控制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与拉丁美洲的官僚成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将近３０年间台、韩农业部有比较突出的增长。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自耕小农不计薪酬的家内劳动力投入，一是政权从投资、信贷、农业科学技术推广诸方面对小农的扶持。小农以其产品、资金和劳动力对高速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贡献的主要渠道不是市场，而是政府通过实物税、随赋征购、压低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与措施直接从农民“榨取”资本。     

凉山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调查

［摘要］凉山彝族毛纺织及擀制技艺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其生产经营方式、染色技术等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主要的制作技艺以及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审美观念得以延续。总体看,是一种传承较好、较完整的技艺。其根本原因是凉山地区,特别是彝族聚居区人们仍在普遍使用。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保护,本民族、本文化的人的需要是最重要的。     

春秋以及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

春秋婚制是一夫多妻制,每个男人都有多妻的权利,庶民大多不能使这种特权付诸实施,是由于其阶级地位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并非婚制对他们另有规定,只要经济条件或社会地位发生改变,他们随时可以行使多妻的权利。一夫多妻制的本质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西周婚制与春秋相同,但商代的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当是其主要婚俗而非婚制。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是由原始群婚演化而来的两种平行的婚姻序列。一夫多妻成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核心,对中国人的性别角色认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已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保障农业科技进步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其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尚不突出,对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尚未形成。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审视和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遵循新公共服务理念,能够将对创新性涉农智力成果的保护建立在确认农业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利与平衡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并通过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利用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实现专有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充分结合。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