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性福”背后的公权滥用

贪官的性行为之所以应当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而非黄色故事,那是因为贪官往往通过其放肆的性行为来满足自己掌控他人的权力欲望。这种容易导致公共权力滥用的贪欲,属于一种不能不通过民主法治体制加以约束的政治灾害。     

何曼德院士的中国心

回国贡献一己之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志愿。虽然我长年居住国外,但这个志愿一直在心中,五十年如一日,未曾更改。作为干扰素研究先驱之一,中国辛德勒何凤山的儿子,何曼德院士不仅是国际知名的病毒学专家,还是一位有着赤诚中国心的海外华人。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论我国专利权双轨制保护制度

我国对专利权保护采用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平行的方式,被称为“独特的双轨制”。实践证明,专利权“双轨制”保护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专利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完善我国的专利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制度的建议。     

香港中学生滥用药物:危险因子、保护因子与抗逆力

在探讨香港中学生的滥用药物情况时考虑其与危险因子及保护因子的相互关系,学生的抗逆力,对危险因子及保护因子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实证研究发现,价值观及自我效能均对滥用药物有显著的负相关;家庭、学校及朋辈等支持因子对滥用药物有显著的负相关,尤以学校支持的负相关最为显著;答题者的心身焦虑症状、朋辈影响及学习压力等危险因子均对滥用药物有显着的正相关,尤以朋辈影响的相关性最为显著。整体来说,危险因子与滥用药物在加入价值观和自我效能等变项后,有轻微的正面力量,有助减少中学生滥用药物。     

中国企业专利权“护城河”作用的风险分析

分析专利权对企业经营的意义以及其在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对中国企业专利权“护城河”作用面临的主要风险进行了讨论.不能盲目崇拜国外发展模式中“护城河”的概念,否则将容易误导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在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框架之内,拥有专利权的企业面临的挑战依旧十分巨大.     

清热解毒药不能代替抗生素

清热解毒中成药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毒素、抗炎、解热及调节免疫功能等作用,临床上运用清热解毒中成药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已屡见不鲜,而且取得一定的疗效。因此,常有人把清热解毒中成药和抗生素等同起来,称其为“中药抗生素”。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首先,清热解毒中成药虽有不同程度的抗病原体作用,但与抗生素绝非同一概念。对部分症状较轻的感染,如细菌感染、病毒感染早期,以热毒证为主要临床表现者,直接使用清热解毒中成药治疗能改善症状,而且部分清热解毒中成药与抗生素具有协同作用．联合应用能增强抗菌作用,缓解细菌耐药性,减少抗生素滥用。     

超市“进场费”的合理性、合法性分析

进场费已经成为我国超市的"显规则",它严重违背超市的经营理念,加大物流成本,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该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该现象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文章从其基本含义入手,分析其不合理性,违法性,并提出禁止收取进场费的思路,以期对降低物流成本,维护消费者利益有所裨益。     

构建权力滥用与监管不力制约机制探讨

从历史的进程看,权力与腐败相生相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有效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健全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因此,建立和完善权力结构,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滥用,实现源头反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可专利性及其权利归属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纳入专利法保护已成趋势,因专利法以保护人类发明中心主义为根本宗旨,现行的专利法面临挑战.其表现在:法律未赋予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物未纳入专利法保护的客体范围、生成发明的专利权归属不明.要解决此类问题,应坚持激励创新、激励投资的目的,结合专利法的立法趋势,建议未来专利法应扩大专利保护范围,引用科斯定理经济学原理分析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权归属于人工智能使用者的合理性,使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得到专利法的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