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要》中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论要

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典型类型知识产权还是非典型类型知识产权，都有其保护范围和边界，故知识产权法规范架构内置诸多限制性制度安排，可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持、实施等维度划出知识产权的范围和边界，对超越这些边界或违反立法宗旨的知识产权利用行为适用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进行衡量和调整，从而实现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传导效应理论与妨碍性滥用垄断规制

数字经济时代，用户注意力和数据优势对竞争的影响更加明显，平台的纵向融合与横向扩张逐渐成为常规竞争模式。平台往往通过优势力量在不同相关市场上的传导以谋求更多竞争优势，传导效应体现出市场分离化趋势明显、垄断力量传导速度快、竞争对手抗衡成本高和滥用行为更加多样等特点。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基于传导效应所实施的妨碍性滥用行为，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层面做出相应调整，重点关注数据滥用及其引发的加速效应，全方位立体考虑数字经济时代不相邻市场及未来市场的市场力量延伸，预防新市场竞争状况的倾覆性影响。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     

电子商务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实施自律管理时可能为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平台内各类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其自律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平台经营者的基本管理义务是其基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平台经营者通常还会通过平台规则细化、强化其管理措施，故大多数精准化管理活动是其行使合同债权的表现。在依据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审查平台规则效力时，既要维护平台内经营者在获取数据等方面的主要权利，又要尊重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允许平台经营者基于公平原则平衡消费者、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网络侵权责任规定、违约金规定、禁止权利滥用规定以及诚信原则是审查平台经营者的具体管理措施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依据。在依据上述规定进行司法审查时，须注重平台内公共利益的维护。基于诚信原则，平台经营者在指定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建立证据采纳的统一标准等方面负有程序性义务。     

论我国专利确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从"行政一元制"到 "行政与司法二元制"

专利确权制度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专利侵权案件的审理中,出于提高审判效率和妥善解决纠纷的目的及要求,已有法院尝试突破"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的藩篱,有逐渐从完全遵从专利权的有效性推定向主动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过渡的趋势。在青禾公司诉共创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原告涉案专利权不具备创造性授权条件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并未直接认定涉案专利权无效。最高人民法院诉诸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对一审法院有限审查的做法予以肯定,但又以现有技术抗辩的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纠结之状凸显无疑。发回重审,可能的局面会是重回法院中止诉讼,等待专利无效宣告结果的老路。"行政一元制"确权模式导致专利侵权案件审理周期过长,亟待对之进行改革。现有改革方案可分为"赋予法院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和"确立专利权当然无效抗辩制度"两类。然而,现有改革方案各有利弊,有的缺乏理论支撑,有的缺乏实效性,且存在较大分歧,无法达成统一意见。理想的改革方案应当是赋予法院恰当的专利权效力审查权,从而既能使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彻底解决涉案专利权的效力问题,同时又具备理论的支撑且不至于引发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现实冲突。法院与专利行政部门分享专利权效力审查权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并不会过度增加法院的负担,亦不会对专利行政部门职权的行使产生过大影响。同时,我国权力配置始终遵循功能主义原则,在不同机构之间分配具有争议性的权力时,所考虑的是将权力配置给最具有功能优势的机构。赋予法院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审查涉案专利权效力性纠纷的权力符合我国权力配置的原则。最后,我国法院当前审理专利案件的队伍已经较为庞大和专业化,积累了审查专利权效力问题的丰富经验并提升了专业能力,足以胜任专利权效力审查工作。"二元制"确权模式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有望解决我国现行专利确权制度所引发的问题。     

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实际控制权是游离于公司权力法律配置之外客观存在的特殊经济现象。由于实际控制权涉及多维的法律关系以及复杂的运行机制，现行公司法的相关文本未能基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配置的动因、对公司法定权力控制形态的影响以及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法律后果做清晰明确的厘清与规范。在未来公司法修改中，应在建构广义实际控制人概念、义务与责任内在统一的整体框架下，明确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以及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的责任实现机制，合理创设对实际控制人与控股股东一体化规制的逻辑自洽的规范结构，以体现并提升公司法规定的体系效益。     

契约法与组织法双重视角下股权赠与的效力认定

采用单一视角认定股权赠与效力,影响《民法典》与《公司法》的衔接适用,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有必要以契约法与组织法的双重视角研判股权赠与的效力。股权赠与合同中赠与合意的认定应加入公司治理利益的考量。股权赠与不适用优先购买权规则,其本身不会损害有限公司的人合性。股权赠与应采公司认可生效主义的股权变动模式,由公司对股权赠与进行合规审查,认可后即完成交付。对于滥用股权赠与规避优先购买权的行为,不发生赠与的法律效力。为防止股东利用股权赠与逃避出资义务,股权赠与完成后应由受赠人履行出资义务,由赠与人承担补充出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