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球类制造业核心技术竞争力研究——基于篮、排、足球专利分析

文章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我国三大球制作近十年的专利申请信息进行了整理加工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4年中国三大球专利技术处于发展阶段,并逐渐趋于成熟,三大球专利技术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但技术交叉程度不高;球门架、球体及照明装置等领域要避免重复研究,电信号装置和电通信技术等领域是未来三大球专利技术研发的重点;三大球科技创新能力主要集中在山东、浙江、江苏、黑龙江和广东五个球类制造业较为聚集的省份。研究旨在能为我国三大球产品制造业企业提高核心技术竞争力提供一些有益信息。     

公益型环境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公益型环境纠纷可分为偶发性公益型环境纠纷和持续性公益型环境纠纷，考察其行动策略，当事人倾向于采取消极行为，因而需要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当事人积极行动起来以保护环境公益。     

民国后期选举纠纷的非正式解决方式研究

民国后期,有些选举纠纷并非通过选举诉讼等法定程序来解决,在选举争议各方矛盾尖锐化时,地方政府经常积极主动介入,平息选举中的宗族、派系纠纷。而在地方政府卷入选举纠纷之后,则会有参议会等其他机关和团体参与调解。政治压力和武力胁迫也是解决选举纠纷的手段,有时则是在舆论影响下双方妥协达成和解。这些非正式解决方式主要作用是维护选举秩序和社会秩序,并不能真正公正合理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政治权益。     

党权与邮权:汉口邮务工会成立案研究(1932—1933)

1928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开始颁布一系列法案和政令重组大革命时期的民众团体组织,以拓展其在社会中的权控范围。汉口邮务工会作为邮政体制下的邮工组织,在成立伊始,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而引发邮潮。这一过程中,汉口特别市党部依据整理民众团体的法律,极力推动汉口邮务工会的成立,此时与湖北邮务管理局的立场发生严重冲突,市党部虽积极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法律依据却遭到了交通部的行政命令式的否认,最后在私人协商情境下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国民党团体指导权和政府邮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在此一事件中充分表现出来,纠纷最终在维护地方治安的共同旨趣下悄然解决。     

中国(海南)自贸区解纷机制创新路径研究——以经验梳理为视角

海南自贸区加快形成相应的营商环境及市场环境,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海南自贸区可借鉴上海、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涵盖范围广、区位优良、阶段性建设等独有特征,推动地方立法保障,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制定审判指引,审慎对待临时仲裁制度,学习域外调解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冲突有效化解,保障自贸区建设。     

论专利对中国ICT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华为和中兴为例

华为和中兴是我国ICT企业的典型代表,文章以这两家公司为例研究专利对我国ICT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对我国ICT企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促使企业在技术领域攻坚克难,迈向高精尖科技领域;在国内、国外市场站稳脚步,吸引合作伙伴;提高品牌价值,吸引人才和资金。但是也有不利方面:一系列专利法律纠纷案件使我国ICT企业举步维艰;国外专利布局和我国ICT企业专利申请过早带来弊端;已取得的专利成绩引起国外企业和政府的恶意注意。对此提出以下对策:提高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攻守兼备;"意-步-质-局-用-管-时"七位一体,全面提升;企业发展融入当地风土人情,因地制宜。     

商会与审判机构:清末民初商事纠纷调解关系考

清末民初时期的商会调解主要有"官批民调"和"邀请调解"两种基本模型,官批民调是在传统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之外生成的一种特殊的调解形式,其包含了官府(审判机构)和民间在纠纷处理上的互动,呈现出半官半民属性,邀请调解同样蕴含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但二者在主导方式和调解程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历史考证得知,促成官商(会)互动合作的主要因素有:"调解偏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理念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重刑轻民"的司法体制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切入机会;商会调解优势为官商(会)互动提供了现实基础;统治压力驱动下的"振商"运动是推动官商(会)互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直接因素。清末民初商会与审判机构互动的制度创设和实践样态,可为当前的法院与商会联动调解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武汉市东湖村小产权房拆迁补偿纠纷为例

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隐含了抗争策略合法性这个重要前提,认为重新揭示合法性在抗争研究中的地位将对未来的类似研究有重大启发。以东湖村的小产权房外来户的社会抗争为例,从合法性概念入手,全面还原了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实现的可能进路。研究发现,外来户在法律及情理不予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瓦解对方和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双重策略,使一场看似没有合法依据的社会抗争取得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