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价值·规制·问题——基于贿赂犯罪的侦查实践

当前,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占整个职务犯罪的比例较高,深入探讨贿赂犯罪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极具意义.对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利弊,不应单从理论上对其或褒或贬,而应回归贿赂犯罪的侦查实践去考量,在此基础上挖掘其现实价值及意义.同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能被滥用,必须受到“少用”“慎用”原则的规制.由此理解贿赂案件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时出现的相关实务问题.     

民俗文化的犯罪学功用

民俗文化在犯罪学中有着重要的功用。民俗文化规范文化行为、模塑文化人格、调节文化生活的功能可以遏制犯罪行为;民俗文化中的语言民俗、社会民俗、心理民俗等可以激活犯罪行为;在犯罪侦查中,利用民俗文化可以揭示涉案人的身份特征、查清涉案人的地域范围、分析涉案人的作案动机、辨析涉案人的反侦查伎俩。在犯罪防控中,应强化民俗文化的非正式社会监督功能、加强文化管理以净化文化氛围、加强民俗文化的应用研究。     

当前我国公安机关侦查权的配置缺陷及完善

现行公安机关侦查权配置存在的突出问题，就在于缺乏硬性约束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制约。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妥善处理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使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进而通过必要的制度限制权力。鉴于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权在刑侦、经侦、缉毒、治安、交通、出入境、网络监察等警种中较为分散的实际，应当建立专业性的侦查部门统一行使侦查权，并在侦查系统内部强化上下级管理关系，实行上下联动、整体作战、快速反应的新型专业化侦查体制。     

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

在中国刑讯逼供已存在很久，对于该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都进行过探讨，我国立法上也严禁刑讯逼供。然而，刑讯逼供依然屡禁不止。究竞是什么原因使侦查人员敢冒风险去实施刑讯逼供呢？我们又如何有效防治它呢？从法律心理学的视角看，侦查定势、思维和再现的缺陷、消极的情绪等因素是导致刑讯逼供的不可忽视的原因。针时这些原因，可以尝试从法律和心理学方面给予解决。     

论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

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并没有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认,学术届对此亦缺乏统一的观点和认识.而这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在刑事侦查措施的具体运用上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与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立法的改革与完善相适应.我们应当在刑事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刑事侦查的比例原则、保守秘密与适度公开相结合的原则、任意侦查原则为主强制侦查为例外的原则和侦查独立原则.     

论审判中心下公安侦查工作的因应之道

近年来,为保证案件事实和证据经得起检验,各地都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应转变侦查理念,由"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办案模式应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重新审视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强化审判权对侦查权制约意识,密切侦诉之间的联系;强化对证据的审查,完善调查取证的方式,规范取证程序,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积极应对警察出庭作的证趋势,做好民警出庭作证的各项培训和指导工作,为民警出庭作证做好心理和庭审技巧方面的准备。     

反劫持人质犯罪的若干法律问题

目前在反劫持人质犯罪的司法实践中，有关劫持人质犯罪的定性量刑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劫持人质案件的司法程序上也存在一定不合理，造成了准确司法的困难，给有效处置劫持人质事件形成障碍。如何有效地惩治劫持人质犯罪已经成为我国刑事立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反劫持人质犯罪法律，构建完善的反劫持人质犯罪法律体系。     

论我国侦查模式的完善

刑事侦查是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权是否正确行使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和办案质量。通过分析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缺陷与问题,借鉴外国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良性运作经验,结合我国现实状况,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当事人的权利主体地位,从而够建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侦查模式。     

论侦查程序中的媒体自由——一种政治社会的解读

侦查程序中的媒体自由并非简单的程序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无罪推定、实体真实与舆论自由等价值目标的优先序列。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各国依不同的司法价值取向采用了三种程序模式。但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不能仅限于法律制度层面的分析,而必须追溯中国刑事司法体制背后的权力运作模式,即作政治社会的比较分析。媒体与侦查之间的依附性、排斥性以及互为工具化源自于时下的权力策略,而唯有功能复位、重构话语系统方可回归比较法意义上的模式选择,进而实现公共空间的功能互补。     

中国侦查权辨析

侦查权是一项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的重要国家权力.但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于侦查范围的界定,却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疏漏;对于侦查权的分配与行使,未能形成统一的格局,从而引起侦查权在性质上的非确定性;对于侦查监督权的设置也具有较大的缺陷,不一定能够控制侦查权的被滥用.分析并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到侵犯,而且也关系到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在我国最终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