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     

如何提高基层检察院渎职侵权案件侦查水平

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是当前惩治腐败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存在诸多制约基层检察院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基层检察院工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探讨了为尽快提高侦查水平应采取的措施。     

现场讯问:紧急情况下的侦查权衡

不同于常规侦查讯问对空间和时间的制度化配置,现场讯问是紧急情况下在犯罪现场或抓捕现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制度建构上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后果权衡。现场讯问的制度功能在于紧急获取案件关键事实、证据信息,抑制递进的严重社会危害,防止核心信息灭失和重大损害后果无法挽回的侦查困境。刑事司法的时间和空间意蕴表明现场讯问只是侦查讯问的"紧急"例外,是一种特殊的时间行为和空间行为。摈弃法律形式主义狭隘的抽象语词逻辑,现场讯问具有经验理性上的"必要之法"的制度功能。但侦查实践中必须谨慎斟酌现场讯问制度的用途与滥用。     

侦查程序模式与律师权利配置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配置受侦查程序模式制约。英美对抗式侦查模式强调程序的对抗性,因而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而大陆职权式侦查模式强调程序运作的单向性和职权性,因而排斥律师调查取证权,但同时也赋予侦查机关以客观公正义务和证据保全请求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在维持职权式侦查模式的同时强化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并赋予律师以证据保全请求权。     

论追诉时效的溯及力

刑法第88条的规定与1979年刑法的相关条文相比，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被告人的利益，同时，由于刑法第12条对新刑法生效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判断是否应当追诉，肯定了第四章第八节追诉时效的溯及力，如果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第88条的规定，即使依照旧刑法，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禁止事后法的原则相违背，因而司法解释采取了二分法的解释，限制此条的适用范围。     

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研究

大多数国家都确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在场权。这对遏制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我国也应当确立这项权利。     

论加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对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针对现行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就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和措施,以期保障人权、促进法治,使诉讼制度民主化。     

也谈对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建构和谐社会向度下的思考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依良法而治更是实现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刑讯逼供行为古已有之,且大有屡禁不止的趋势。造成刑讯逼供行为泛滥的原因林林总总,但是与刑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无关系。以侦查程序构造为视角,分析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侦查程序构造的重构来实现对侦查中刑讯逼供行为的控制。     

我国贩毒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的法制化探讨

诱惑侦查可能产生被滥用、损害被告人合法权益及影响司法廉洁性等弊端。面对侦查机关在贩毒犯罪案件中普遍运用诱惑侦查的现实状况,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诱惑侦查。其法制化应从禁止犯意诱发,明确案件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原则,以及批准程序、合法性界限和界刑情节、排除规则等多方面加以规范和完善。     

律师在场权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 ,也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刑事诉讼中多元价值平衡的要求。律师在场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内容应包括 :讯问前获得告知权、律师在场聆听讯问、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针对侦查人员不法行为提出抗辩的权利和对讯问过程的评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