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我们不仅与尸体打交道

穿上制服,他们就是警察;换上白大褂,他们就是医生。两种本来相距甚远的职业角色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被称作“法医”。法医似乎生活在神秘之中。人们除了知道他们是与尸体打交道的,其他的情况知之甚少。在各种社会和人际舞台上,极少看见他们的身影;在庆功宴的喧哗声中,他们总是默默地站在幕后     

《爆炸犯罪案件侦查》课程教学的创新与意义

《爆炸犯罪案件侦查》课程是公安高等院校一门必要课程,它对于培养治安侦查高等专业人才有着重要意义。文章论述了《爆炸犯罪案件侦查》课程设置的必要性、课程的创新、课程的内容、教好学好本课程的意义。     

诱惑侦查行为的评判及立法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手段之一,它是侦查智慧和谋略的体现.但在我国现阶段,它没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了有效的打击刑事犯罪,我国应当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规范,在程序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主体、范围、对象和效力,在实体法上明确诱惑侦查的法律责任,以构建我国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     

审判中心内涵再讨论——基于理论、制度及实践视角

国内法学界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阐释存在理论逻辑不清晰的缺陷,对审判中心内涵的理论阐释既不深入、也不系统,对于审判中心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的探讨陷入了方法论立场上的实用主义。审判中心在理论层面称为审判中心主义,主要指以居中裁判职能发挥作用为指引的反映刑事诉讼程序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规律的程序结构思想。制度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以审判为中心,即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践层面的审判中心称为庭审实质化,主要是保障判决基础来源于法庭。     

论计算机犯罪侦查的取证规则——以相关证据规则完善为视角

计算机犯罪中的证据属于电子证据,传统的七种证据形式与其相应的电子化表现形态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计算机犯罪中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五类。在取证上还存在取证方式不恰当、保存技术手段缺乏、其他辅证没有提取等问题。应按照证据裁判主义对证据的要求构建相应的电子证据采纳规则。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对电子证据的调整。在确立一般原则基础上建立取证具体规则。     

两大法系国家的侦查指挥构造比较与借鉴

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两大法系侦查指挥构造进行解析,其目的是将精华之处"洋为中用"。两大法系侦查程序各有特色,通常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当事人主义侦查指挥模式,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更加完备;大陆法系国家采用职权主义侦查指挥模式,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更具优势。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更应当兼容人权与秩序的均衡,既要体现打击犯罪的需要,又能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趋势,来构建公正、科学的现代刑事侦查指挥制度。     

我国犯罪侦查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的实施,我国的犯罪侦查模式出现了显著的发展与创新:侦查措施趋时丰富、对侦查权的监督规范机制渐趋完善、嫌疑人诉权保障制度进步明显等。与此同时,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仍然是整个侦查模式中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在有效发现犯罪线索方面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对嫌疑人可适用的强制措施难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对嫌疑人的有关侦查措施尚不够完善健全。对此,应该通过赋予检察机关以机动侦查权等措施使其在犯罪线索发现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强化监视居住的监视力度等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通过增设诱惑侦查措施等全面提升检察机关收集犯罪证据的能力和水平。     

论职务犯罪侦查立法现状与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刑事诉讼法》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对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密切相关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诉讼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与完善,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对规范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强化法律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侦查讯问——侦查讯问的法理学思考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活动起着重要的规制、引导作用,是刑事司法中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一国是否真正尊重、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人权,促进刑事侦查活动的科学化;二是促进了司法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三是促进了法的终极目的实现。因此,它必将对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及法的实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以侦查为中心走向以审判为中心

诉讼阶段论认为每一个阶段都同等重要,而实际上侦查成为了中心,因为在诉讼阶段论下,侦查机关拥有较大的权力,行使权力时有较大的自由。权力行使缺乏限制,容易产生对人权的侵犯;同时侦查结论往往对审判结论的形成具有较大的影响,使审判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审判的应有作用。在审判中心论背景下,强调侦查、起诉都要围绕审判进行,它们只是为审判提供辅助作用。只有审判阶段,才能充分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最终并权威地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在审判中心论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侦诉关系、诉审关系及其相应的证据规定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