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如何中国化——兼评"新实践美学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有过一次全国范围的美学大讨论.在那次讨论中,形成了大家所熟知的美学四大派,即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实践派.     

论翻译批评中的主体间性——兼论走向交往对话的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对翻译质量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批评主体的主体间性建立是实现批评理性和批评意义的前提条件。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异同可知,这两大理论对阐明翻译批评主体间性具有重要的启示:翻译批评主体间性的现代化诉求是走向多元与对话,精魂是理解与开放,翻译批评主体间性的实现在于处理好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辨证关系。因此,新世纪的翻译批评应是一种走向交往对话的批评。这种批评是以译作为媒介,专家学者、译者、普通读者和原作者共同参与的一场平等、多边对话。它具有未完成性的特点,即任何批评的主体都不保有做出最后结论的权利,批评是开放的,是自由的;它实现的基础是参与主体既保持"外位"的立场又积极参与,实现的条件是批评者有整体观,对译者的翻译理念、方法和目标持体验的理解。走向交往对话的批评将使翻译批评更具有可接受性,同时能更好地实现其功能。     

法律话语权力意识的批评话语分析

“法学的语言学转向”使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语言观开始受到怀疑并被消解、重构。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研究法律话语,发现法律话语的机构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杰出的专业实践的典型统一体,其一元式和独白式（封闭的）话语的话语秩序决定了法律话语相对于其他多种语言和话语来说是封闭的和晦涩的;话语意识形态是为获得或保持权力而服务的,具有极强的社会建构功能。     

创造善意的空间：让批评在不断的自我转型与调适中进步

近些年来,文学批评一直饱受诟病,批评的形势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正如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学一样,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文学批评,我们需要从关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虚幻乌托邦中走出来,才可能更为理性、更为客观地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组织本学科博士生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讨论。这里既有对于当下整体批评状态的判断,又有对各种批评问题的分析。我们并不急于简单地对各种批评现象盖棺论定,而是试图从学理层面讨论其背后的深层机制。比如对于“酷评”,我们既对其正面的价值进行了肯定。又对其危害性进行了剖析,更从文学史、社会心理和制度层面揭示了“酷评”的发生机制与心理机制,这显然比简单的是非评判更有意义。     

文学批评维度的辨证互动

文本、世界、作者、读者构成文学活动的四要素,批评理论针对文学活动四要素形成了不同的批评维度。正像文学活动以文本为中心建立系统而又多向度的关系一样,批评理论在文本与读者、文本与作者、文本与世界之间也形成了双向的辨证互动关系。     

生态批评与《道德经》生态思想研究

尽管中西方学者文化背景迥异,但他们在阐释<道德经>生态内涵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都失之偏颇.他们主要关注其自然维度,也即试图发掘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内涵以对抗主流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而鲜有论及其社会维度--社会公正的诉求.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考察<道德经>,以便建构具有创生能力的可持续的环境公正伦理.     

重回浪漫主义——从哈罗德·布鲁姆的浪漫主义研究谈起

浪漫主义一直是中西方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又应如何来看待浪漫主义则是一项新的任务.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研究专家,他在196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估赋予了浪漫主义在西方学界解构之后建构的重任.在布鲁姆看来,浪漫主义是欧洲民族文化的在现代世界的复兴.浪漫主义是第一次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思想运动,但是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现象,而是一个具有各民族特色的现象.重新审视浪漫主义带给我们的影响,不是过时,而是一种真正直面传统的行为.只有厘清传统,才能为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孜孜以求 焕发新声——评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

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状况,学界常常用"由附庸蔚成大国"来概括,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人们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评价则大多以"滞后"而论之.创作与理论为文学的轮之两翼,缺一则不可.     

西方原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综论

西方原型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其传播至今还在进行。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数字和具体内容分析显示,原型理论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86-1989年间宏观译介的认知期,20世纪90年代暂时衰微的内化期,21世纪以来批评创新的发展期。     

刘文良著《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凸显“中国特色”

生态批评是一个新生事物。一些人认为,“生态批评”纯粹就是一个舶来品。也许,就“生态批评”这个概念来说,确实是从西方漂洋过海而来,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学界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就一定只能是“鹦鹉学舌”,中国学界完全可以建构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