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收购：社区框架内的农产品交易秩序

本文讨论了农业社区中农产品微观交易秩序构建、维持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村庄中的农产品交易主体、逻辑与秩序都发生了变迁。在这一背景下,某些收购商将收购行为内嵌于村庄社会,使地方农产品收购买卖双方围绕价格的零和博弈转化为共同体内部基于协商的互惠合作。本研究将这一模式命名为嵌入式收购。嵌入式收购规避了传统收购方式与分散小农交易时面临的交易成本高、监管困难、风险大等问题,提高了基层农产品的交易效率。这一结构在向市场低成本提供本地农产品的同时,增进了农村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明晰这一结构背后的底层逻辑,将进一步加深对转型期农业社区的理解。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多角色演绎与共同体互动秩序研究——基于“空间-关系-角色”的分析

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语,更是公共卫生事件相关风险治理的关键性命题。通过提炼空间-关系-角色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不同类型社会关系中演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在不同性质空间中亦有不同的关系承载和角色切换。公共卫生事件是社会治理的突发性检验场,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社会实验图景。病毒的人际无差别传播具有较强的空间渗透性和整合性。其间,身体空间、熟人空间、功能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交错,本位角色、熟人角色、职业功能角色与公共角色多重演绎且行为逻辑异化,关系蜕化为自保性规避被动性失衡排他性内卷格局。善治愿景下的个体多重角色演绎与共同体良性互动应当区分不同空间性质以避免行为失范,强化依法治国以协调相关各方利益诉求,通过情境学习和责任认知重构疏堵有方,张弛有度的行为秩序体系。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新时期国际秩序的特点与变革

后危机时代,国际秩序的变革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图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探讨促进新时期国际秩序变革的因素。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稳定性、实用性、失衡性、多变性以及区域性等五个特点,而金砖国家的崛起、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治理理念的深入则构成促使国际秩序转变的主要因素。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增强多边性和民主性,削弱失衡性,但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还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     

解决公共安全之路径的思考

什么是安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辞海》解释为:平安无损害,不受危险或损害的;保障和平安或不出事故的。公共安全,则包含了两个词,一个是公共,一个是安全,有两种概念:一方面是传统的灾害,另一方面是非传统的灾害。俗语言,天有不测风云。公共安全问题始终是社会永恒的主题,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翻阅中国历史,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给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甚至引起社会正常秩序     

科学如何构建秩序的宇宙——基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解读

科学在卡西尔符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被认为是人类文化最独特的成就。卡西尔的符号形式所具有的功能性、建构性和生成性同样在科学符号中被体现出来。尽管科学的基本要求是普遍性和确定性,但作为科学语言的“数”的概念早期却与人的空间直观、时间直观和语言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成就和鲜明的精神印记,从而使世界进入到宇宙的逻辑和有序的状态中,依照其本性进行运作。从直观表象的数发展到具有逻辑关系的序数的数,再发展到具有类的概念的数,人类精神由此获得了关于数的智性原则。科学形式中“数”与“关系”的概念,体现了符号形式的建构性和关系性的特征,使得科学知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被确证并实现了人类精神的普遍结构法则。     

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构建及政策选择

作为知识密集型业态,大数据产业技术和应用正处于创新突破期,对知识产权保护有天然需求,加之“大数据+在线环境”下知识产权更易受到侵犯,认定更加困难,以致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成为值得关切的论题。该秩序意指在明晰的法律制度、规则运行和知识产权文化基础上达致的有序竞争、动态和谐的情势。大数据产业刚刚兴起,市场经济体制环境、行业自律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的陶染为秩序的自我演化提供了条件,但国际竞争紧锣密鼓和中国创新发展的紧迫性,以及无秩序下的杂乱无章可能带来的不公正或市场失灵弊端,势必促使大数据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秩序自我演化与理性建构“二元”结合的路径成为现实必然。再加上目前大数据产业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知识产权文化、创新文化基础薄弱以及大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存在难度和困境,政府的政策选择尤为重要。     

论亲属拒证权的双重性质与宪法保障——以《宪法》第49条第1款为中心

忽视宪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的重要意义,是亲属拒证权不能真正确立的根源之一.因此,采用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分析亲属拒证权以及在宪法与部门法的交互影响下保障该权利十分必要.作为主观权利的亲属拒证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蕴含的家庭权而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它要求"个人得主张"的请求权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保障,以抵御国家权力对家庭的过度解构.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亲属拒证权内嵌着家价值,以这种价值为基底的亲属拒证权构成了对立法以及司法的价值决定,因而国家负有保障该权利的积极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的亲属拒证权应该在刑事立法中得到确认.裁判者也负有在刑事判决的说理部分对相关判决是否符合亲属拒证权的原则和精神做出合宪性解释的宪法义务.     

危机、复苏与制度失灵——一种以企业家才能为基础的周期理论

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政府干预传统的法律原则和产权制度,使之失去应有的协调功能。经济复苏不仅要求政府停止对市场的干预,更要纠正被政府扭曲的制度,使制度回归到自发演进的路径上去。经济危机的出现证明自发演进的制度具有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重大经济意义,经济危机也是哈耶克自发秩序论正确性的有力证明。文章探讨作为一种自发演进制度的前提条件,并指出制度失灵现象不局限于金融领域。     

宋明理学知行观探究

对于知行关系,宋明理学家都突出知的主导地位,强调以知为先、以知为本。由于侧重知、行以及知行关系的道德内涵,理学家由知行讲到格物、致知,并在对知的侧重中将格物、致知都归于知。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些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为宗法等级制度的上下、尊卑秩序进行辩护。理学家对知、行道德内涵的挖掘具有积极意义,提升了人的生存品位和精神追求;但在对知行伦理维度的凸显中忽视了知、行的其他维度,导致了对人的生理欲望和物质需要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