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

正一、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及价值1、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概念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在法律授予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在正义、公平、正确、公平、合理的价值目标指引下,依法对案件适用实体与程序     

刑事庭审旁听制度研究

旁听制度作为刑事审判公开制度中的一个必要方面,对于整个刑事审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司法实践中旁听制度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我国目前旁听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找到症结之所在,从认识上进行一定的转变,并且给予旁听以更完善的保障措施,才能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旁听制度的完善。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11年)

2011年度的民间法研究在平稳推进中稳步提升,学者们围绕民间法本体、民间法社会实证、民族习惯法和民间法司法运用四个方面,贡献着自己的知识增量。在本体研究中,学界对于民间法研究进行评价和反思的作品渐趋增多;在社会实证研究中,公法领域中的民间法也陆续纳入到学者的研究视野;在民族习惯法描述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增强了民族习惯法基础理论和司法应用的研究;除此之外,民间法司法运用的法律方法研究和纠纷解决中的民间法研究,也日趋成熟。     

论中国刑事政策的文化导向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影响对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基督教的深刻影响,基督教之爱与宽恕思想变为深刻的法律意识,西方很快就走上了刑罚文明的道路,刑罚趋轻成为其刑事政策的精髓。关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具体刑事政策,其最本质、共同性的东西是重刑主义,这表面上由专制权力决定,但从深层原因分析,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先进文化之＂和谐＂、＂人权＂、＂爱与宽恕＂对中国当下刑事政策具有积极的影响,以先进文化为依托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一种远离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     

“自首者，原其罪”之诠释及其司法实践

《唐律疏议》和《宋刑统》中的“自首者,原其罪”是一条基本原则。本文拟还原其法律条文的本意,且就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杀伤罪、强盗罪等刑事案件中的应用,解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执行、争议与调整。     

试论渤海国的归属问题——驳苏联学者谬论

自古以来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就是中国的领土。近代沙俄以武力侵占和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广阔疆域。苏共二十大后随着中苏矛盾的加深,苏联学者歪曲中国历史,企图将渤海国史纳入苏联古代史范畴。本文从渤海国的族属、渤海国是唐代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文化宪象＂中原＂等方面反驳苏联学者的谬论,以证明渤海国史是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     

陈映真《将军族》“同是天涯沦落人”母题分析

民族文化母题对承载它的文本的主题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在各民族的文学传统中常常借助母题来表情达意。陈映真作品《将军族》,从民俗文化学意义上的母题演变来考察,就是沿用了中国自古以来反复出现过的“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一母题传统。     

刑事政策略论——从决策和安全的角度透视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根植于预防或制止社会犯罪和维护安全的刑事政策的存在具有必要性。文章从社会决策的角度透视刑事政策;从社会安全的角度审视刑事政策;并且指出刑事政策应顾及到人类社会既存的文化情感及价值观念,符合人类社会公正合理的正义判断,从而才能达成效率与公正、有效性和正当性协调统一,使刑事政策在法治国家存在的可能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汉族族源新探

汉族源于先祖燧人氏,起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古称羌戎,为东方人的重要支脉。分衍出方雷支,方雷支中典氏的大典氏一支发展为神农氏。神农氏裔先后建立炎帝神农氏政权、帝喾高辛氏、帝挚青阳氏政权、帝尧陶唐氏政权及后来的商朝、周朝、汉朝政权。其政权历史长达近四千年。在汉代遂形成“汉”的称号。在夏朝以前以政权为契机的民族融合,均是松散式的融合。在融合中,各部落氏族的体系仍独立存在,只是一种政治的政权隶属关系。但他们有着总体的认同。因此才有了夏朝建立第一个中国王族分封的时代,从而打破了以部落、氏族为纽带的组织形式,形成了单一的、属于国家内的共同民族成员。商、周、秦、汉王朝,进一步巩固这种总体的、紧密的真正的融合,加之,包括汉朝以前的七千年中,炎帝神农氏裔建立七个大政权,执政历史长达近四千年,而在这近四千年中,又处于整个历史的鼎盛时期,所以,汉族是以炎帝神农氏为主体的民族。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分析——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既有法治理论无法面对当下法律生活中少数民族习惯法复苏与活跃的事实.本文认为,应在法、司法和法治三个层面重新解释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身份、功能与价值,通过合法化、司法化、资源化路径,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在法主体资格方面,拓展现代性法治之法的概念,赋予少数民族习惯法以法的身份;在司法管辖环节,借助司法制度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司法化的平台从而展示其正功能;在法治治理效力层面,推动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社会权力平台参与塑造法治秩序建构而提升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