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几个问题

寻求用法律措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目的上说乃是为了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但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实施这样的办法有很多困难,如果这些困难得不到解决而匆匆制定这样那样的法律,则不但达不到用法律保护之目的,反而破坏了原有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试图从民族地区的角度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中应重视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特色、做法与结果分析

中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对象严格界定为"学术期刊",评价的目的突出评价管理导向与情报服务导向相结合的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突出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网络影响力,在国内外期刊评价中首次同时遴选"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自主研发"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管理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期刊评价的准确性和效率,且评价结果采用分类分级排序的表示方法.详细说明了学术期刊刊源的选择与分析,学科划分标准与处理原则,学术期刊的评价方法与主要步骤,学术期刊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权威期刊与核心期刊数量的界定,评审专家的遴选与定性评价等评价过程.分析了核心期刊的学科分布状况、核心期刊的地区分布状况、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被国外重要数据库收录、综合性核心期刊的核心效应情况、中国英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及地区分布等状况.     

我国教师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现象考察——兼论当前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选择

当前教师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已经取代总量不足成为我国教师队伍发展的主要矛盾,具体体现为教师资源配置结构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校际失衡、科际失衡等四个方面.结构性失衡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公平的实现和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新世纪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下,合理的教育制度选择将是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     

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化研究

通过实证分析 ,从我国南北地区的划分、南北地区差距扩大及其成因以及缩小南北地区差距的对策探讨等四个方面 ,对我国南北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 ,希望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     

试析大众媒介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可能形成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新高潮,这一时期,大众媒介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从大众媒介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经济建设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三方面对其加以探讨。     

中部地区各城市群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城市群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的空间支配形式.我国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必须依靠各城市群的发展.中部地区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平台,应在充分发挥区住和资源优势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行区域整合和城市化战略,以经济的腾飞带动中部地区的整体起飞.     

基于偏离—份额空间结构模型的长三角现代服务业协调布局研究

运用修正后的偏离—份额空间结构模型,以长三角十六个城市现代服务业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各城市七类现代服务行业的竞争优劣势、空间结构状况和资源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各城市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方案。研究揭示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应主要布局在沿长江产业带;房地产业应主要布局在上海的近邻城市以承接产业转移和人员外溢;金融业则应以上海为中心,以长三角中部城市为据点,形成发散性的布局模式。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论西部地区的生态重建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水土流失、荒漠化、草地退化和土壤盐渍化 ,这些问题与人口、贫困一起构成了 PPE循环。基于此 ,西部地区生态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把握好土地利用结构、环境人口容量、科技创新、城镇体系建设及生态重建效果评估等几个问题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