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主要手工业及其分布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纺织、矿冶、榨油、煮盐、制蜡、制皮革等主要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手工业产地增加、从业人员专职化和手工业技术提高等方面;从产业结构看,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手工业生产门类偏少,且发展不均衡;从分布地域看,各类手工业产地在各地分布差异明显,各地手工业门类构成差异也较为明显。     

《黄帝四经》“物曲成”的道德实践论

《黄帝四经》作为道家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推重,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对其道德思想的总结也不例外。其道德实践以万物为主体,以"物曲成"为价值目标;虽然采用从家到国的推进陈式,但不同于道家以"道"为个人修养内容的从家到国的一般形式;在方法上则选择了具有道家特色的因循行为,为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基础。"物曲成"是道家从效果论出发育养人的最典型的表达,明显区别于儒家,并且影响到魏晋玄学思想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西方思想家作为区别于儒家"控制的"模式的概括。在尊重个体并为其发展能力、创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条件、以凝聚成最大社会合力的方面,在今天仍然值得思考和借鉴。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大凉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仪礼——一种动态的归属集团表象的视角

本文以四川省大凉山地区的彝族为例,针对围绕彝族的民族表象的争议,从动态的视角入手进行分析。笔者根据在美姑进行的大凉山彝族的丧葬礼仪的田野调查成果,对他们的归属集团表象的应有状态进行讨论,并对自称为诺苏集团的表象进行考察。尽管划分彝族下位集团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从维系家支每个人的纽带父子连名系谱和丧葬仪礼等非日常的仪礼上唱诵的《指路经》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大凉山彝族的人们归属集团表象的现实存在与非日常性的特定场合中表现的动态的归属表象并不完全一致,后者超越了日常性交际圈。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识别立场。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扬雄三进制"研讨

通过对"扬雄三进制"由来的揭示,继而论证了各数难以确认的原因;然后提出了确认各数的公式以及三进制的拓展,三进制与十进制的换算及优越性;简介了三进制加、减、乘、除的运算法.     

韩国哲学与中国楚文化的历史渊源

韩国上古哲学经典《天符经》与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道学有很多相通之处。如果说韩国的先祖——古辰韩人是中国古代楚国的附庸国罗国和卢国的后裔,那么源于檀君神话的《天符经》则应该直接来自中国楚文化,传承了先秦道家的哲学思想。     

“不可思议”考辨

“不可思议”是佛家语,指思维和言语所不能达到的微妙境界,也可形容事物无法想象或难以理解。大部分辞书认为此词来自《维摩诘经》。查考相关语料可知,这一习见的成语最早出自东汉安世高《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历史上还出现过“难思议”、“不能思议”、“其不思议”、“可不思议”、“岂不思议”等众多形式。但“不可思议”这一形式因易于口头传诵而被广泛使用。它在表示“思维和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义时,在佛经文献中比较常见;其“不可想象或难以理解”义在现代口语里多用。在词义演变的发展过程中,它由名词性词语转化为形容词性词语,这是由其语义基础和人们的认知心理所决定的。     

关于纳西族东巴文字信息处理的设想

关于纳西东巴文字信息处理的设想建立在东巴文字电脑检索系统开发的基础之上。东巴文字的信息处理将在建立相关的资料档案库和研究资料目录的同时,通过电脑设立以下检索内容:一、东巴文字的形、音、义检索。包括单个东巴文字字形及其出现地域的描写;东巴文字各个单字语音的准确描写;东巴文字字形表义情况特别是假借、义借和异体等的描写。二、东巴文字字素描写。字素描写可以达到对东巴文字字素分类别分层次的统计;并对东巴文字字素取象发生系统进行描写;还可包括与之相关古文字字素的对照描写。此外还将适当补充东巴文字所处文辞的描写以及纳西族的哥巴文和玛丽玛萨文情况的描写等。检索内容的建立,有望为东巴文字的研究创立新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