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协助

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大力协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译活动,具体表现在：第一,给传教士的中文作品进行文字润饰和修订;第二,在合作翻译过程中担任笔录;第三,把传教士传授的“天学”知识编撰成书;第四,在传教士指导下编写“天学”书籍.由于这种协助作用的存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士人实际上参与了“天学”的传播过程,并对其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水浒后传》中的道教意识

《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假托古宋遗民,借用北宋末年的战乱表现自己的遗民意识.道教在此书中占了很大篇幅,道士、道观以及道法在书中都有描写.道教意识的频繁出现既与一定的历史因素有关,也是受到明末清初时期社会现实的影响.作者从史实出发,在继承《水浒传》原作的基础上,讽刺了宋徽宗道教误国的行为,从而也隐射了明朝后期,皇帝信奉道教从而导致亡国的事实,表达了自己对亡国的深刻反思,从中可以窥见明末清初的士人心态.     

宋代落第士人参与基层社会事务问题探究

宋代基层社会势力构成发生变化,各种地方势力开始重新整合。日益庞大的落第士人群体回归基层社会后,利用自身文化资源,占据地方教育舞台;通过守礼、行礼,身体力行儒家礼法,移风易俗,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从事各种地方公益慈善事业,树立在基层社会中的威信。他们通过有效占有地方社会事务领域,分割地方政府的公权力,逐步确立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成为政府之外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明代中晚期士商关系反思

明代士人群体因异化可以分为贾儒、一般士人与正统士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商人群体因异化也可以分为机诈商人、义士化商人以及高士化商人三个不同的亚群体.正统士人崇尚道德,故敬重高士化商人,并不完全否定义士化商人,但贬斥机诈商人.贾儒以利为取舍标准,故对所有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商人都不吝给予赞誉.夹在中间层的一般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比较复杂,他们与正统士人一样,敬重高士化商人,贬斥机诈商人,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义士化商人,则抱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王船山的狂狷思想及其精神气质

狂、狷代表的是两种对应的精神气质或文化人格的类型。但是,王船山在思想上推崇狂狷型人格,在生活中则是狂狷型气质。王船山的狂狷型思想与气质对晚清以来湖湘士人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士人批评的知识论特征解读

由于与文学史、诗学史处于一种共在的关系,士人批评呈现为一种复调性的知识总体性存在。从其知识特征来看,士人批评主要表现为三种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单元,即教化性的实用知识形态、体验性的审美知识形态与形而上的诗性知识形态。它们分别对应于文学文本与现实政治道德生活的关系,与自身审美形式的关系以及与主体生命意义的关系。     

试析宋代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

士人阶层一直都是古代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的士人也不例外。作为他们家眷的士人阶层妇女,也是古代社会重要的一份子,不能忽视她们的存在。从士人阶层妇女的生存状况角度对她们当时的生活情况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