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亭序》看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

《兰亭序》,文与书俱佳,堪称双璧。发掘其文化艺术价值,可有力地帮助学习与创作。本文将《兰亭序》书法点画笔墨技法与背后的文化含蕴结合起来,从而揭示《兰亭序》简远潇洒的书法风格中所暗藏的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     

晚明东林学派与无善无恶说之争

晚明是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天崩地坼的大裂变时期,由于传统程朱理学的僵化、王学的分化,以及古学复兴的曙光、西学输入的新潮等,整个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呈一片混乱无序而又异彩纷呈的局面。其间“以朱为宗”、力倡性善的东林学派与王学末流、尤其是无善无恶说之间的论辩无疑乃是晚明思想界的一大公案,对其所由以论辩的原由、其论辩的实质等作一个梳理,乃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晚明社会及其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     

纵逸与迂怪:元末士人的狂狷精神及其现实动因

元朝衰世之际,杨维桢、王冕、顾瑛等一批士人冲决世俗的纷扰、俗务的羁绊和礼法的规约,旷达不羁,纵情逸乐,越礼任诞,愤世嫉俗,表现出一种追求自然、肯定自我、张扬个性的放逸之趣、风流之气和愤世之情。这种颇具群体性的狂狷精神,不仅生动再现了元末士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元末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构成了对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强烈冲击。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统政治秩序的理论批判——质疑和救治

政局新动向和人文新因素使明清之际士人质疑和救治了传统政治秩序,其主要成果集中在《明夷待访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明夷待访录》通过历史理性探讨皇权专制中君臣的权职失衡,提出了“天下之法”方案和“学校”途径。《天下郡国利病书》采用现实理性探讨君主集权下国家和郡县的权分失调,提出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方案和“圣人”途径。这为后来中国的政治变革创造了突破口、注入了新因素和启引了新思路。     

试论北宋文人画思想的价值取向

北宋新的士风的形成,各个文人集团的逐步形成,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蜀学、洛学两派对于文道关系的观念之争等因素对文人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北宋绘画思想的重大转变首要表现在苏轼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士人画说,使文人画思想的重心发生了转向;其次表现在黄休复提出了绘画的逸品观,确立了文人画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这一切的变化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国绘画艺术思想发展的新态势,对后代绘画思想与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

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展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厉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维护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魅力.     

临终遗言:汉晋之际士人死亡观演变的一个思想史解读

人的临终遗言或许能提供比其生前更真实的思想资料,透露出比正史所载更为真切的历史信息.汉晋之际士人临终遗言中体现出来的死亡观,经历了一个从"嘉生恶死"到忧生顺死、从追求厚葬奢葬到践行薄葬俭葬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临终遗言及其背景的解读,可考察汉晋时期士人死亡观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史.     

以道自任与以道自重——易学影响下的宋代士人人格精神

儒家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成就君子人格,易学是宋代显学,宋代士人既从易学的研读中汲取人生智慧形成君子人格,同时在易学阐释中表达他们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宋人极具张力的君子人格是刚柔并济,而又以刚为主。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倡导“以道自任”的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而又不乏“不事王侯”的自由人格;强调“以道自重”的人格独立,而又一定程度上无法摆脱“得君行道”的现实依附性。这些与易学的研读与阐释具有一定的关联。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傅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由哀悼文学转向传记文学,更多地记载墓主个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进一步了解长辈为子女择偶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择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