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香自满骚人国”——论南士的橘之书写与士人心态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橘以其浓郁的南方地域性，成为南士笔下典型的南国景观，常用于建构独具南方地域特色的文本空间。在文学地理学的视域下，南士的橘之书写主要是下列诸因素的“结晶”：先秦时期“南橘北枳”的故事集中地反映出橘与南方地域性的紧密绾结，橘成为区分南北的标志性景观；而自从楚人屈原吟哦《橘颂》，作为首篇南士言橘的文学作品，肇始了南士与南橘之间殊相契合的心物主客关系；南北之别以及南士身处其中的空间定位，牵动着南士的仕宦浮沉与人生悲喜，橘成为承载南士地域性的思想情感并使之形象化的文本空间显性建构要素，摅发南土地方认同、寻求王朝政治参与成为橘之书写的重要驱动力。     

临济禅与南方文化的契会——东林常总与圆悟克勤禅法合论

东林常总禅法以平常实在为其特征,时称"平实禅",要在见相识性,讲究自悟;圆悟克勤禅法以公案为其入处,时称"公案禅",要在当机起用,讲究接引。两者分别承继于黄龙禅法与杨岐禅法,并为临济宗南下后适应南方温润平和文化传统的转变,向上则可直接马祖洪州宗风。东林常总禅法不重教示,庸愚之辈难以寻到入处,故其数嗣即寂;圆悟克勤禅法接引学人温和亲切,后嗣因之独步天下。     

《林泉高致》的“三远”

《林泉高致》完成于山水画全面发展的北宋时期。作为一份综合性著述，这本书的内容囊括了画法解析、鉴赏依据、画理画意各个方面，其中提出的“三远”之说不仅成为绘画史和画论史中的重要资源，且在当今士人绘画的讨论中仍然发挥着理论的重塑力和思想的启发性。在不同理论视角的相互交叠中，汇聚着理解山水画杂多又复合的诸要素。历史性追溯并还原这些要素所占据的绘画空间，揭示它们的关联方式和运作环境，不仅能辨析山水画视觉语言的内在节奏，且能结合具体实践阐明“三远”所包含的情感结构和精神人格，由此得以揭示北宋时期独特的士人审美风格。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宋代士人阶层向下流动原因考论

宋代社会阶层流动异常活跃，尤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阶层向下流动。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多方的机会结构驱使下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提升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宋代科举制度的两面性虽然存在，但不影响统治阶层将其作为调节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当仕宦家族的地位仍需依靠科举考试来维持时，宋代社会的性质已然有所改变。     

宋代士人改字及其社会文化分析

古人有名亦有字。相对于名而言，字蕴涵着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宋代士人认为，字不仅是其命运前途的彰显，而且是其士人身份的重要标识。故而，宋代士人重字贵字并对字提出了较高的文化要求，士人改字遂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改字的原因，或为避讳、或为迷信、或为审美情趣、或为勉学、或为道德训诫。改字这一社会现象最主要体现了士人对其身份的认同，这同时也反映了宋代社会流动性加强背景之下社会分层中士人的价值取向。     

“通儒”概念演变与中古士人身份的转型

通儒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最早在汉代提出时带有通经和致用两方面内涵，可惜在尊经崇学的中古时代很少有大儒去践实和发挥其中的务实之举。安史之乱以后，在盛唐文儒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唐士人既有博通经史的学识，又有入世救民的儒家理想和美德，在特定的时代用自己的政务能力支撑起通儒识时务、达政体的特征。中唐通儒把思想层面的道统复兴和现实意义中的强国之愿统一起来，承担起礼制重建、经济重振、文化重整等方面的重任，在政治文化转型和士人身份转型上开启近世之变。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论魏晋建安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建安时期，这种生命意识更加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