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

《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系河南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轨,字钦文,系北朝至隋唐间鲜卑望族豆卢家族成员。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的出土发现,不仅对豆卢家族的世系有非常重要之补正作用,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也为我们探讨家族迁徙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论正、俗字的语境差异——以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为基础的考察

在具体梳理“衍”、“抛”、“澍”三个俗字意义的基础上,利用魏晋南北朝译经语料进一步比较其与相对应的正字“行”、“挽”、“漂”的语境差异后发现：俗字“抛”、“澍”的义项与其正字“挽”、“漂”基本对应,“衍”则只对应于“行”的名词性语义;在具体运用时,俗字的出现频率也远没有正字高,它们一般出现在相对单一的语境中。     

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

比较19世纪传教士编写的厦门方言语料和现代厦门方言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厦门方言常用基本词变化不大;一般词汇则约有半数发生了变化:或成为历史词汇,或精简合并,或义项改变。厦门方言词汇的各种变化,体现了词汇系统的内部竞争及其规律,也是厦门的社会生活各方面演变的结果。     

导游词平行语料库的构建及应用

专门领域平行语料库具有独特的研究及应用价值。本文论述导游词平行语料库的构建思路与操作流程,涉及语料选取、文本电子化、语料对齐和赋码等,最后探讨了该语料库在导游词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及校企合作中的应用前景。     

从《新中国出土墓志》看《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出土文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以《新中国出土墓志》为例,其所贮存的一些语料在训诂学、辞书学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之对照《汉语大词典》,便可发现其在词目、释义和书证等方面还存在着小小的疏失。因此,充分利用出土文献及其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都不无裨益。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东汉顺帝“八使”巡行事件始末

东汉顺帝汉安元年的八使巡行郡国事件,是研究汉代风俗使制度时不可多得的个案。八使出巡,是在当时吏治松弛、监察制度濒于失效的背景下出台的。良好的儒学修养、丰富的从政经验、清正耿直的个人品性、忠公无畏的职业操守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威望,是入选八使的重要条件。为便于履行使命,顺帝授予八使光禄大夫头衔和举劾地方官吏的特权。八使在劾奏贪猾方面的表现引人注目,其吏治整顿效果不容忽视。风俗使出巡郡国虽为善政,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难。担任皇帝特使的经历,对风俗使个人的命运、前途均有影响。     

传统与认同:墓志中唐人的风水观与归葬东都

唐人对墓葬风水的追求是普遍现象。祖先崇拜、洛阳地域的良好风水是吸引唐人归葬洛阳的重要因素。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唐人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当时移居内地的非汉人群体,对华夏文化中风水观念的摄取,既表明其汉化的趋向,亦是其认同华夏文化的表征。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

对于东汉时期的"羌患"问题,前贤已有关注,在此基础上把"羌患"问题和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出东汉王朝对华山以西地区重视不够,导致帝国东西部之间严重失衡。而西部地区的羌汉战争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矛盾的发展、演变,最终使其成为东汉灭亡的一个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