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与战略思维

“隆中对”亦称“草庐对”，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是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隆中期间首次会见刘备时纵论天下大势和统一国家根本大计的一席谈话，为中国古代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对现代领导者增强战略思维能力大有裨益。     

《东汉政区地理》县级政区补考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在东汉政区方面的研究可谓是集大成者,然而《东汉政区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郡国的行政建置,对于东汉县级政区则关注较少。结合传世文献及碑刻资料,从两汉侯国封置的角度出发,对东汉的县级政区进行补证,充实东汉县级政区的研究,对光武帝建武六年省并县邑数目提出补充意见。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王皮木牍考述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J1③:325—1—140号木牍,记载了一起因船师王皮遭临湘县扣留而引发的司法纠纷,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地方军制、行政运作及司法实践提供了新的资料. 通过对木牍上的文句进行校理,既可以订正一些错误说法,也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如其中"而盛春佝留皮"句的释读,涉及东汉政治与时令的关系,值得研究者关注.     

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

《华阳国志》说:"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古蜀历史的研究者因此都认为古蜀国有"三都"。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当时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华阳国志》记古蜀史并无新都、广都为"都",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广都。"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当为蜀汉时期之史实。     

东汉党人的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

以"党议"之社会基础和党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党议"兴起归之于士族力量的壮大是一个误导性结论,因为东汉安、顺之后士族力量没有实质性增长。"党议"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首要基础在于党人群体认同增强。通过门生故吏关系等有形纽带,以及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党人已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此种认同既通过人物品评表现出来,又为其所加强,最终使党议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什么党人敢于对抗皇权、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的原因和基础。     

东汉皇帝宫室徙居述论

东汉都城采取南北二宫对峙的建筑布局,具有特殊的形制特点。以往学术界认为南宫的地位更为重要,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东汉初年以南宫为正宫,但在明帝扩建并徙居北宫后,后者的规模与皇帝居住的时间明显超过南宫,其地位应居前列。东汉皇帝在南北两宫间频繁移居,共有11次。笔者考证其中有4次是由于宫廷斗争,1次因为火灾,还有4次是由南宫迁往环境更为优越的北宫,另外2次原因不明。如果政局稳定,皇帝首选居住的是北宫,但在宫廷斗争激烈的情况下,皇帝及所属政治集团会利用南北二宫并立的格局,通过徙居来摆脱困境,获得主动,完成对政敌的打击与消灭。     

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百川看人物》之十大名将三国名将吕布

吕布，字奉先，约公元161年8月8日生。内蒙古包头人，历任东汉末年少校军衔的骑都尉，少将军衔的中郎将，都亭侯爵位，上将军衔的奋威将军，温侯爵位，正地市级的徐州牧。吕布是三国时代第一名将，武艺高强，勇不可挡，天下无敌。但是吕布有勇无谋，见利忘义，见色心动。最后，吕布虽然自成一方势力，身边也不乏良将谋臣辅佐，但他匹夫之勇的固执性格，决定了他兵败身亡的悲惨命运。     

东汉碑刻单音形容词的语义特征考察

东汉碑刻单音形容词基本上为性质形容词。考察东汉碑刻单音形容词语义域分布情况和多义单音形容词的义项分布,以期为探讨汉语形容词语义的历时演变及其义项分布规律提供一方面的资料。     

夫余与东汉王朝朝贡关系研究

夫余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朝贡东汉王朝,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前期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安帝永初五年(111);中期从安帝永初五年(111)至顺帝永和元年(136);后期从桓帝延熹四年(161)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夫余对东汉朝贡之始,是出于寻求政治利益,其次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也是东汉王朝对夫余国政治统辖力度最强的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对夫余国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都起到积极作用。夫余对东汉朝贡活动最初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制约,之后主要受东汉与高句丽相互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