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党人的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

以"党议"之社会基础和党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党议"兴起归之于士族力量的壮大是一个误导性结论,因为东汉安、顺之后士族力量没有实质性增长。"党议"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首要基础在于党人群体认同增强。通过门生故吏关系等有形纽带,以及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党人已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此种认同既通过人物品评表现出来,又为其所加强,最终使党议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什么党人敢于对抗皇权、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的原因和基础。     

东汉官吏诈病现象研究

东汉时期官吏们出于政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原因而选择诈病。诈病期间，官吏们拥有一种“病人”身份，在行政程序上，他们能够合理地拒绝进入、退出官僚队伍。但“病人”身份被人识破的官吏，可能因此遭到惩处。对多数诈病的官吏而言，“患病”是其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借助“患病”,部分诈病的官吏可以传递出难以明言的政治隐意，隐晦地表露个人期望。官吏诈病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诈病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策略，它是否被运用，取决于官吏的个人需求。     

谈"刑"说"罚"

<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所作,当矣."文中所说的皋陶(音gāyāo)是舜的臣子,掌管刑法.<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命令说:"皋陶,蛮夷猾夏(侵乱中原),寇贼奸轨(由内为奸,外起为轨),汝作士(即后世的大理卿,管司法的官),五刑有服."可见,我国有记载的"刑",在舜时已经有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刑,罚罪也.从‘刀'‘井’.     

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从新出简牍看东汉基层社会聚落

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反映，里既是户籍登记单位，也是实际居住地。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资源，不少丘、渚、州等自然地理单元逐渐形成聚落。其中，丘已经普遍化，成为组织农业生产与征收田租的基本单位。新形成的聚落仍然实行“比地为伍”的社会控制策略，如丘内设有小伍长。在社会治安方面，州内设有例游徼，交通要道置例亭长，以防止奸慝发生。东汉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大致延续了秦及西汉时期的策略，乡里社会的权力体系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一元化的，但环境与社会互动导致的聚落形态多样化，使基层社会人地关系更加复杂，社会治理难度有所增加。     

源自中原的本土宗教 新疆古代道教文化遗存小记

道教是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中国本土宗教,形成于东汉晚期,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从考古发现来看,道教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传入西域,当时主要在中原人比较集中的吐鲁番、哈密等地区传播。东汉末年,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中原人士迁移到西域,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也随之而来。北魏时期,吐鲁番地区相继出现阚、张、马、麴四姓豪门建立的地方政权,道教也因此在这里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     

论张仲景的医德风范

从7个方面论述了东汉名医张仲景的高尚医德。其主要内容如下:①继承发扬了扁鹊等古代名医的传统医德;②悉心钻研医学,敬业乐业,从不追逐功名利禄;③反对保守观点,不断更新医学知识;④治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⑤要求遵纪守法;⑥反对巫神迷信;⑦谦虚谨慎,终身学习。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东汉私学论析

东汉虽然是重建汉王朝，但与西汉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私学的繁盛即是一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私学教师主要来自陈留、南阳、北海、扶风、琅琊、汝南、颍川、广汉、京兆、蜀郡和沛郡等郡国，教授地点则分布在河南、陈留、颍川、弘农、汝南、南阳、京兆、广汉、扶风和琅琊等郡国，这些郡国所在的河洛、关中、巴蜀和齐地等区域可谓东汉私学的核心区。在各区域内部郡国之间私学的发展也不平衡，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不同尺度私学核心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习惯上所谓东汉文化发达区可能是私学的边缘区，而文化边缘区也有私学的核心。对不同文化因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会细化对汉代文化中心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并不意味着是所有文化组成因素的中心，文化边缘区也可能是某种文化因素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