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

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盘剥,天灾频仍,致使农村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导致了大量的破产农民离村进城,成为近代历史上的城市"农民工".由于近代城市发展的有限性,根本无法吸收这些潮涌而至的农民,由此滋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农民进城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城市化,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     

袁牧之与“电影村”

"电影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以前很少涉及这一段史实。1950年袁牧之任中央电影局长期间,由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拟订了"首都电影村建筑计划草案",后受到批评停建。1957年袁牧之为此写了检查报告。     

安徽基层医改观察

安徽基层医改试点已涉入深水区。各地执行情况怎样?试点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如何进一步加以完善?具有多大的推广价值?隆冬时节,安徽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破冰疾行,在全省32个县(市、区)同步展开试点。其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这是十分宝贵的财富。2010年1月21日,在全国实施国家基     

重庆市沙坪坝区——以都市农业发展为主线 力推新农村建设新举措

为打造城市后花园,沙坪坝区正紧紧围绕“都市型农业”的发展路径,“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的格局,着力打造曾家“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园”、中梁“后槽生态园”、凤凰“花卉产业园”、回龙坝镇“金沙杏基地”、虎峰山“桃花基地”、中梁“无公害蔬菜基地”、寨山坪“花果山基地”、歌乐山“桂花基地”、青木关“杜仲基地”九大特色农业基地,努力推动产业发展,目前已经形成错落有致、互动良好的生态休闲农业集群。     

发挥村组主体作用推进人口计生跨越发展——沅陵县调动村组积极开展人口计生工作的有益探索

本文主要是对沅陵县的村组织计划生育展开跨越式的探索、帮助和发展。首先是要优化村级干部队伍、专业队伍的建设及生计法规的培训,并利用网络进行工作,使干部在政治上、经济上、工作上有热情;其次,加强对村民的生计教育,使他们从根本上转变思想,从而做到自我的教育、管理、服务。最后,通过调动村组织的积极性,为开展生计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村民更好的理解、支持人口计生工作。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家庭农场：一种激活本土性资源的有益尝试——基于松江楠村的调查

家庭农场是不同于种田能手、大户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种田能手、大户到家庭农场,是经营规模和资本投入不断增加,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以松江楠村的经验看,家庭农场需要的支撑条件有：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应的城市适度规模需求;活跃的在地非农就业;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在农业功能区划、田间管理和服务方面的积极作为;村集体所有权、小农承包权和家庭农场经营权的制约平衡。这一系列条件的背后,映射着从“三个集中”到“四化同步”等政策框架的渐变。家庭农场的地方性实践启示人们,经营的适度规模需要政府在完善服务、统筹管理、财政支农、地权配置等方面有适度作为。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小额担保贷款:中国农村妇女创业的基石——基于甘肃省凉州区的调查

"凉州模式"是甘肃省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典型模式。通过在甘肃省凉州区和凉州区高坝镇蜻蜓村妇女的小贷调查发现,凉州区作为甘肃省妇女小贷试点以来,不断扩大贷款惠及面,实现了将妇女小贷资金与当地农业生产资源两种生产要素相结合。蜻蜓村中年妇女对小贷资金需求强烈,但是她们对妇女小贷的了解程度处于模糊边缘状态,蜻蜓村信用社储蓄规模小,尚不能完全满足当地妇女的贷款需求。贷款期限与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周期不匹配,部分对妇女小贷政策不了解的贷款者存在较高的信用违约风险。妇女小贷"凉州模式"在授信额度、贷款期限、贷款手续和宣传方面有进一步改进提升的空间。     

凉山彝区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 ——以凉山彝区“一村一幼”辅导员的玩教具制作为例

针对凉山彝区幼儿园本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重点阐述了玩教具制作的重要意义及五大领域玩教具制作的主要原 则、方法与途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辅导员的主观能动性,利用本土资源及安全无害的废旧材料制作出适合本地幼儿的玩教 具,满足彝区幼儿园玩教具缺乏的需要,从而提升其教育教学质量,助力彝区脱贫奔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