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江西地区的交通及其影响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时期,大庾岭驿路成为京师与岭南交通的最重要通道,举凡广南物资北运、官员赴任、商旅往来等,大都经由此路.靖康乱后,南北交通受阻,东西交通成为南宋交通的重点,信州-袁州驿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江西境内四条支线驿路或直接或间接与以上两条干道相连接,构成了两宋江西地区发达的驿路交通网络.交通的发达对两宋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汉家儒宗”叔孙通的处世艺术

叔孙通,秦汉之际著名儒者,善于观察,反应灵敏,处事果断,不仅通晓矛盾转化的玄机,而且善于等待时机成就大业,是一位饱学多识的智者。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叔孙通一生竟服侍了秦始皇、秦二世、楚怀王、楚霸王、汉高祖、汉惠帝等多位帝王并终成荣名,这不能不说他有着高超的处世艺术。     

"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

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

明清之际,戏曲叙事出现了突出的类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离魂—还魂—入梦—画中人/镜中人、误会—错认—冒名、信物—道具等三种模式。戏曲叙事类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批评等因素密切相关。叙事的类型化体现了古典戏曲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思维的惰性特征。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作为词史型选本,它不仅完整地勾勒了唐宋词史的发展轮廓,而且明确提出并完善了唐宋词体派,体现了融通、宏大的文学史观与发展的学术眼光,并将滑稽派作为唐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派进行了认定,为词选史上确立了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嘉道之际福建霍乱的传入及其流行

清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古典型霍乱在中国广泛流行，福建也是此次霍乱流行的一个重灾区。通过考察清朝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分析嘉道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时间和区域，霍乱病极有可能是直接由东南亚国家经过海上贸易传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广东传入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