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两宋咏物联章词的情感内涵和审美特征

为了勾勒出两宋咏物联章词的演变轨迹,运用文献分析方法,从情感内涵和审美特征两个层面分析,认为其审美特征从北宋早期研炼物情之精巧艳丽演变到南宋末期刻意求精之清俊凄婉,词人的情感也经历了从普泛化情感到丰富深刻的个性化情志演变。两宋咏物联章词不同时期的情感内涵和审美特征,也立体呈现出了宋代咏物词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     

两宋书学研究文献述略

对书法艺术展开大规模研究是在唐代,但取得令后人引颈成就却在两宋。在经历了历史的湮没与战火毁圮之后,两宋致力于书迹的搜集印行,其难度之大更映衬了两宋书帖不可估量之价值。并且,在搜罗印行的同时,两宋学者形成了一大批书学研究著作,或倾力于书艺,或偏重于典籍,或用心于评点,在书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试析两宋时期盟约的制定与履行

在10世纪-13世纪,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古等周边政权多次通过缔结盟约的方式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时期的盟约在很大程度上对缔约双方都有约束力。在围绕盟约展开的谈判、缔结、履行、解释、修订及终止等活动中,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双方愿意签订盟约的基础是实力相当。而盟约得以长期履行的动力并不是对灭族亡国式誓词的畏惧,而是双方出于利益的考量。     

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特色述论

两宋时期,在西北地区活动的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唃厮啰政权是以部落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国主"与"议事厅"是其政治特色;高昌回鹘采用王制;甘州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双王制与封地制;西辽继续实行"两部制",制定了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实行羁縻等基本政策。这些民族政权机构、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等,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论翻译在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两宋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不断接触交流中开启了以文化融合为重要表现形式的民族一体化进程，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认同发展的基本模式。翻译活动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媒介，不同民族的双语人、译者在帮助本民族实现制度进步与文化自觉的同时，其翻译取向也使得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带有鲜明的指向性特征。     

两宋“双城记”:“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解读的城市文化视角

以两宋“双城”的视角来观照“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包公与济公皆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以两人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大文本系统。“开封包青天”和“钱塘济颠禅师”都带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两个系列都以宋代都城生活为主要背景展开叙事，呈现出一北一南两大都城的文化特色。两类小说在都城文化和人物属性的互动上颇为相似。一方面是“依城塑人”,即人物开展都城化叙事。“包龙图”依托“开封府”统领侠客在以政治主题为主的多元空间内惩恶扬善，济公则以“替僧”身份游走临安的市井江湖，带领徒弟扶危济困、普度众生。另一方面则是“因人名城”,即都城彰显人格化特征。城市与主人公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以彰显城市的人格化气质，包公逐渐演变为中原清官文化的时代象征，济公身上则凝聚了江南和合文化的世俗样貌，威严气度与谐谑趣味参与建构了小说中开封与临安的城市美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