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     

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

祥瑞灾异是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其发生和出现代表着上天对君主的赞美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意涵。我国历史上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祥瑞灾异学说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祥瑞灾异被频繁应用于政治生活的时代。这一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现象的解释和事务的处理三个层次,为隋唐时期祥瑞灾异管理的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齐宗室成员的诗赋作品及创作心态

南齐王室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文学爱好者,喜欢创作诗赋.尽管数量不多,但他们的身体力行与大力倡导,对齐乃至梁的诗歌繁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研究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创作心态,有助于我们对齐梁文坛上这一特殊诗歌创作群体的研究.文章将南齐宗室成员的诗赋作品,分为三个时期来解读他们的创作心态,并作了归纳总结.     

两汉“周公辅成王”历史形象的变迁

两汉之际,由于王莽当权时极力宣扬“周公称王”的历史纪录,并将周公的历史形象和王莽本人的政治形象几乎融为一体,作为儒家先驱的周公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为了恢复汉朝的正统地位、巩固君臣之间的尊卑伦理,东汉政权开始重新塑造世人对“周公辅成王”这一历史形象的认知,使一位曾经“践祚当国”的风云人物转型为始终克己复礼的本分忠臣.     

先秦两汉齐地方仙文化对中医的影响

齐地方仙文化是齐地早期特有文化,对早期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扁鹊流派因在针砭、脉学等方面的成就而被尊为“方者宗”;齐地方士文化对医学理论及技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神仙思想影响了医学图书分类、医学著作编纂,促进了炼丹服食之术的兴起,并与齐地早期气的思想结合,成为行气导引之术的思想源头.     

水旱灾害与两汉农田水利的发展

文章根据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从水旱灾害的角度,探讨两汉农田水利的发展.频繁的水旱灾害造成农业欠收、百姓饥馑流离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为了降低水旱灾害程度,保障农业正常生产,两汉鼓励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并取得相当的成效.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先秦两汉寓言的重出互见

先秦两汉寓言的重出互见现象涉及到寓言故事的接受与传播。先秦两汉寓言的大量重出互见是其接受的主要途径,是中国早期口传叙事发达的标志之一,反映了寓言被广泛地接受与传播。一些经典寓言故事情节和表现手法孳乳了后世小说、散文、杂文等多种文学体裁。     

略论两汉兼治《易》、《老》的学术风气

两汉学术中始终存在兼治《易》、《老》的学术风气,这种学风直接促进了易学与道家思想的融合。《淮南子》以及严遵、扬雄、王充都追求《易》、《老》在义理上的契合,融汇贯通,成一家言。《周易参同契》则主要是运用《周易》和易学的思想来作为道教炼丹术的理论指导,形成独特的道家养生之术。总之,两汉兼治《易》、《老》的学术风气体现了儒、道思想的融合,不仅对魏晋玄学和道教易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为以儒道精神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肇发新声各领高标——论张衡诗赋中文体形态的新变

在张衡诗赋创作中,文体形态的新变极为突。就赋而言,其新变体现在:句式之变化;诗、赋、骚结合之新体式;抒情小赋之开拓;言情赋之滥觞以及七体之至思五个方面。就诗歌而言,其四言、五言、七言均体现出汉代文人诗的新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学术思想剧烈交变的历史背景下,张衡诗赋创作所具有的标界性的承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