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越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延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必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廷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先秦两汉散文的梦象观及其文学表现

先秦两汉散文的梦象观及其文学表现呈现出复杂的走向。传统观念把梦视为人的正常生理和心理活动,可以生于人的康健状态,也可以生于人的病态。医学理论则认为梦是人的病态的产物。道家散文在以议论方式说梦时,认为梦生于人的病态,而以寓言描写梦时,往往把梦境看作是正常的生命活动。巫术思维及相关作品承认梦的预测性,能够加以验证,道家散文则反复渲染梦的真幻难分。     

两汉魏晋南北朝西域各民族之间联姻探析

本文对两汉魏晋南北朝西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姻状况进行了介绍,并对联姻的背景、原 因及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论两汉的“游敖子弟”

两汉的“游敖子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权贵子弟，代表了两汉游侠社会中一个特殊的任侠群体。“游敖子弟”的任侠之行，给闾里社会的“治”与“安”造成了消极影响，然而他们却成长为专制社会的统治基础。本文试图以“游敖子弟”的性质、社会根源以及归宿等为切入点，来认识两汉时期这类特殊社会群体。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两汉世家大族兴衰规律探析

两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游学、入仕、建功、置田、联姻等都是世家大族兴起的重要手段,而其衰落有时是瞬间的,比如政治斗争失利、攀附权贵失败等。但总体而言,在世家大族的发展中,家族文化的影响是关键的,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就会渐趋衰落。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序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虽是中国解释学的两种不同解释方法,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的关键,即解释主体"我"的自觉以及客观化的努力,不过各自的程度不同罢了。王守雪《两汉文论新释——以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论为基础》对此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干禄不为贪”——对两汉士大夫官僚食禄心态与取向的宏观考察

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官僚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禄不为己”及多分俸之举等.这些倾向的发生,既源自士人们从先秦时代开始形成的对任何形式的“受财”均保持警惕的传统,受到儒家“义利对立观”的直接作用,同时也离不开道家与周易思想的长期濡染,并且有可能受到了两汉豪放尚侠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干禄不为贪”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看,或是两汉士人阶层面对经济地位已然不独立的不利状况,努力保持对禄食的最小依赖,重新寻回理论与精神平衡的独特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