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论汉代郊庙祀典与诗赋创作

郊庙祀典是汉代诗赋创作的重要主题,对汉代诗赋创作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汉初郊庙制度的地方色彩和对天命神权的重视直接影响了文学领域诗赋新曲的兴造;汉代元、成以后兴起的郊庙复古运动推动了诗赋创作向儒家传统观念转变的雅化倾向;汉末郊庙祀典的式微则促进了诗赋创作中国家观念的动摇以及创作观念的新变。     

汉代上计使者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

汉代地方上计于中央的具体使命,是由上计使者来完成的。这些人可视为地方派往中央的使者,其在中央与地方二元政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值得重视。上计使者的身份和使命在两汉时期有一定变化。上计使者与地方吏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也反映出汉代行政运作与政治文化中较为阴暗的一面。     

试论"当涂高"之谶的作者与造作时代--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代汉者当涂高"是广泛传布于汉魏时期的一条谶言.钟肇鹏<谶纬论略>认为本条谶言是曹魏代汉时所造作.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说非是.实际上本条谶言早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产生了.西汉末年的公孙述与东汉末年的袁术称帝时都曾经利用过这条谶言.曹魏代汉时确实也曾利用过这条谶言,但只是利用,而并非编造.     

经学视野中的两汉赋论

两汉是赋论的发轫期。由于受经学这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汉赋论必然会打上经学的烙印。其特点是:一、赋、《诗》结缘,为赋体注入"经学"血统。二、从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赋的"讽谏"功能。三、站在经学立场上,评价赋家和赋体。四、受墨守成规的经学思想左右,扬雄提出摹拟赋论。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先秦两汉医官制度综述

本文就文献中所能见到的资料梳理了先秦两汉的医官制度,涉及了医官设置、医官来源、帝王疾病医治等问题,并认为汉代医官制度的性质就是为皇室和官僚服务.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及其发生

身份批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主体身份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创作主体的职官、学术流派、地域、人伦等身份去阐释文学内容、题材及表现方法的形成。这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因事而作”这一核心观念所产生的文学的行为性质决定创作目的、主体的身份决定言说话语的内在逻辑,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创作时主体多种身份的参与会带来多种身份话语的融合。这一批评方法的产生,既与先秦两汉严格的礼乐身份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意识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王官制度规定的不同官员具有固定的职掌、知识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汉代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考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之后三百余年间,或因中央王朝为加强在南部边疆的封建统治而通过的行政手段,或由于统一而自然发展的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往来联系,大量中原内地人口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她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