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焚书对《诗》学传承的影响

《诗》是秦代焚书的重点对象,但秦代焚书并未对《诗》本产生毁灭性打击,《诗》本"以其讽诵"而得全。因焚书而毁灭的大多是战国时期的《诗》学著作,而非《诗》本。汉初学者凭记诵整理《诗》篇,至少经历了记忆、口授、成书三个环节,在每个环节都可能发生文本改变,并使《诗》学传承表现出时代特征。秦代焚书对文献典籍传承的影响尚属表层,对儒士思想意识的影响更加深刻。     

两汉右扶风四大家族研究

两汉时期,三辅地区陆续产生诸多豪门大族。其中右扶风郡亦豪门林立。而最著名者莫过于窦氏、耿氏、马氏、班氏。此四大家族皆于西汉中后期由北方各地迁入右扶风,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豪门势族。他们皆有尚武的传统,并渐渐兼习儒学与其它学说。同时,他们皆曾贵为皇亲,权势熏天。他们之间既有亲密的交往与协作,亦有过尖锐的矛盾与纠葛。但是,总的说来,他们对两汉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边疆的和平和文化的繁荣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学术名家文丛

杨光汉,男,苗族。著名红学家、教授。1938年6月出生于贵州台江县。1955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59年留校任教,1998年退休。2013年1月2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年75岁。     

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两汉成文法体系创建中的法官因素及价值分析

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大转折时期,司法官员积极参与立法,制定成文法律。两汉司法官员立法活动频繁,造法功能显赫,为创建成文法体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高兴歌·酒赋》管窥

敦煌写卷中《高兴歌.酒赋》引出的诸多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其一是标题颇为奇异,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令人费解的歌赋合一。其二是作者虽署名为刘长卿,但却称其官职为江州刺史,与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生平任职并不相合,令人疑不能定。其三是文体,作品题目中将歌与赋合一,其文体归属也颇使人踌躇。凡此种种,一直引人探索。其实,循《敦煌赋汇》及《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等史料所载,上述问题的解答还是有迹可寻的。《高兴歌.酒赋》标题的书写之所以怪怪奇奇,实源于乐府诗由古题、新题至新乐府的衍变。虽其作者署名与任职差池不一,但其作者应为唐刘长卿。其文体,似赋非赋、似诗非诗,实应归属俗赋中的诗赋类。高兴,实为郡名。而俗赋特征及诗与赋融合,也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真幻"说: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真实观

本文从古代文论中的“真幻”关系说入手,结合具体实例,系统总结、剖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真实观。与西方文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懂得自觉地运用想象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进行虚构创造不同,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外延极为宽泛的杂文学,其艺术真实则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在书籍谱录之类的应用文、策论奏议之类的论说文以及历史著作中,基本不存在艺术虚构问题。古代文学的艺术虚构和夸张及其产生的艺术真实问题,集中体现在诗歌辞赋和小说戏剧中。本文在中国古代诗歌辞赋和小说戏剧艺术真实观的历史行程中分析其内涵和意义,对于认识中西文学艺术真实论的异同,建构当下的文学艺术真实论不无参考价值。     

枚乘作《笙赋》说辩疑与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

李善在注《文选·长笛赋序》时推测枚乘作有《笙赋》.这种说法曾一度为学界所认可,直到程章灿、张巍对此提出质疑,并认为枚乘所作可能是《琴赋》,即《七发》中写音乐的那一段.然其论并不完善,也留下了一些未能解释的问题,故仍有必要进一步申说.而通过再次辩疑,并结合先秦两汉文本的传播情况来看,马融《长笛赋序》中所指可能确实是《七发》中有关"琴"的部分,只是这部分内容还应在傅毅作《洞箫赋》后,从《七发》中分列而出,并被冠以《琴赋》之名单独传播过.     

吐鲁番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萨满墓葬研究

从先秦至两汉时期,吐鲁番地区社会不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该地区的萨满法师形象的基本特征未发生改变;萨满法师的职能则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一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体现了萨满教的适应性、继承性和跨时空性,这些特点为吐鲁番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