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藩属体制研究》评介

<汉唐藩属体制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李大龙先生的又一部重要学术著作.作者长期从事汉唐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侧重于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过<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1998年再版)、<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来往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都护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著作,该书是作者对沂20年桌汉唐边疆、民族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两汉王朝对羌族的管理

西汉王朝在对羌族管理上创立和实行了若干行政管理制度,包括设置羌吏即护羌校尉,初置金城属国,建立郡县,以加强对羌族的管理。王莽时期西海郡的设置把汉代西部疆域和郡县制扩大到青海湖地区。东汉王朝也实行了一系列管理羌族的措施,包括复置护羌校尉和金城郡,在河湟地区广置屯田和增置西平郡,设置汉安都护等,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羌族的管理。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李白《古风其一》篇中的两个问题

李白《古风》第一首“大雅久不作”是他的一个重要篇章,表述了他对《诗经》以下历代诗赋的评价,对唐代诗歌繁荣的赞美。其中“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两句,前人和今人都有不同理解;“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两句,也容易产生歧义。本文参考诸家之说,试加辨析,期望对这几个句子的意义获得确切的认识。为便于参照,先录原文于下: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     

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时期。灾害以水灾、旱灾、地震为主 ,以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安徽、山西、河北为高发区 ,具有多发性、群发性、间隔性、不规则周期性等显著特点。总结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 ,有助于现代人认识汉代自然灾害的总体情况 ,为现代自然灾害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考古学视野下两汉时期民族文化融合

随着汉代大一统政权的稳固,中原汉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融。在北方草原地区,对汉朝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匈奴,但是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伊沃尔加城址和墓地,以及在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墓地、陕西神木县大保当东汉画像石墓葬群,可以看到汉匈文化融合的踪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和林格尔画像墓展现了一个汉族护乌桓校尉的仕途经历,以及他在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时,不同民族杂居和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西域大漠中的尼雅遗址和楼兰遗址则反映了两汉时期西域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情况,尤其是在大漠古墓中出土的带有吉祥语的锦和各种丝织品,反映了汉朝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盛况。当然从乌孙墓出土的情况看,汉文化影响的痕迹较为微弱,说明汉文化对西域各国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南方,南越王墓、罗泊湾汉墓、古滇国遗址的发掘,让我们认识到岭南百越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不同民族部落与汉文化交融的基本情况,并对两汉时期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结构有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文学与符号权力: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另一种解读

本文通过引入布迪厄符号权力的概念 ,从分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入手 ,重新讨论了中唐古文运动兴衰的原因。作者认为 ,作为一种不自觉的策略 ,古文运动的初衷是借助于对文学的重新命名 ,来实现山东士族特有的符号资本即经术节义 ,并进而谋求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但由于诗赋取士制度的影响 ,当古文运动获得得到体制保证的形式上的符号权力时 ,它却失去了其原有的符号资本 ,从而最终导致了它的夭折。直到权力场的阶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宋代 ,中唐古文运动所追求的符号权力才伴随着科举考试的重大变革而得以实现。     

论《皇华集》诗赋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分别建立于公元1368年和1392年的中国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在历史上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为两国间的文学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皇华集》中的诗赋创作继承并发扬了古老的诗赋外交传统;拓展了古代文人诗歌酬唱的领域;在其他方面也给人们以新的启迪,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论先秦两汉中国法制观的儒法之争

先秦两汉是中国法制观产生的初期,在学术思想界影响巨大的儒家与法家的法制观及其激烈相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制思想的发展。然而,儒法两家的哲学基础不同,其法制观也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相互对立之中又有某些统一,最终确立了中国法制发展的儒家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