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对先秦两汉史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洛阳伽蓝记>人物传记扩展了传统地记人物志的容量,全书涉及人物众多,几乎可以构成一幅北魏社会众生图,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历史.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者将人物形象置于北朝深广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综合运用先秦以来史传文学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并通过典型事例展现人物独特文化气质,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呈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文化信念;在"正文子注"体例下创造性地运用<史记>人物"互见法"安排传记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于史传叙事的活泼灵动之中,凸现出史家的春秋大义与批判精神.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两汉时期藏彝走廊的音乐文化传播与交流

藏彝走廊作为多个民族的聚居区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长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独特的区位因素和地理环境也为该区域丰富多彩的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本文基于藏彝走廊这一历史—民族区域概念,对西汉、东汉两朝与外民族在藏彝走廊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展开梳理和研究,以增进对藏彝走廊的多民族、多国家、多方位文化交流作用的了解。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论儒学在先秦两汉时期的传播与发展

孔子自创立儒家学说以来 ,儒学即以其仁、礼互补的人文精神传播华夏。儒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 ,是因为它本身具有开放性的学术品格 ,兼收并蓄 ,从而得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广泛认同     

三品论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分类遗意新说

《汉书.艺文志》是据刘歆《七略》改写而成。《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的分类标准,旧说纷纭,皆不可通。《汉书.古今人表》九品论人,《诗赋略》亦用此法论赋,赋之前三种即上、中、下三品,以赋家的成就高低来划分。钟嵘《诗品》以三品论诗,实渊源于此。     

《汉书·艺文志》"艺文"古义考

古今学者于《汉书.艺文志》"艺文"古义多有误解。《汉志》"艺文"之"艺"来源于先秦之"艺",本指诸家所长之技艺、术艺,与"六经"无关。"文"为规范、楷式之义,本之《易.贲卦.彖辞》"天文"、"人文"。"艺文"所体现的是先秦时期诸家之艺的系统及其规范,反映了班固"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的精神趣旨。     

求新·履新·创新

从事学术研究日久,我愈益诚服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两句名言:"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考索"与"独断"是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一个学者须同时具备且娴熟地运用,方可"以之推代而成岁功".     

两汉关内侯的爵位变动

两汉关内侯的爵位变动以关内侯进爵列侯为主导,并以西汉关内侯免为庶人(或夺爵为士伍)作为补充。汉代关内侯的爵位变动呈现阶段性、身份化、时代性和严格等极化的特征,既反映了关内侯重要权益、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变动,又体现了政局变迁和二十等爵制调整。爵位变动成为两汉皇帝对关内侯群体实施政治控制和身份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具有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调整政治等级结构、巩固政权统治基础和加速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社会功能。然而由于法律严酷、权臣干预、频繁而又残酷的权力斗争,汉代关内侯的爵位变动也存在赏罚不公、赏罚滞后等弊端,不仅削弱了皇权对高爵群体的政治支配性和身份控制力,而且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矛盾与权力斗争。     

论杨慎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明代著名文学家、大学者杨慎崇法六朝,他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杨慎“推源辨体”,在编纂《五言律祖》等选集时发现了“庾信体”诗文的审美价值,接续杜甫重新阐释了庾信诗赋“清新”、“老成”的内涵.二、杨慎接受庾信“缘情绮靡”写作观念,以性情为诗,主张诗文“新变”,肯定“民间文艺”的价值,并且模仿庾信诗赋进行写作,故其诗文呈现出“绮靡”风格.三、杨慎作为学者,进行“知识考古”,他在音韵、训诂、考据等方面对庾信诗赋词句、典实出处等多有辨析,对庾信写作技艺及后世对庾信意象、技法的接受也作了细致爬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