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人文与文章：先秦两汉之“文”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代“文”的内涵复杂，其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天文、人文与文章三个层面。就天文之“文”而言，它指自然万象及背后运行的宇宙之道的绚烂呈现；就人文之“文”而言，它指被礼仪章程规范的“守礼”之人的行为、情感和言语的雅化，此内涵进一步被“文质”范畴拓展和深化；就文章之“文”而言，它既指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指创作过程的特质，即对文饰的重视，由此导向了后世尚“丽”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先秦至两汉服饰文化交融对建构中华文化象征体系的意义

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原农耕地区与北方游牧地区拥有数量众多的文化亚形态,不同文化间的转化和解读相当繁复,以服饰文化为代表的非语言符号是文化亚形态之间交流的重要媒介。北方游牧民的不断迁徙及其与中原农耕民的频繁往来,推动双方不同服饰文化元素、服饰制度以服饰文化符号的形式汇聚和交融。服饰文化符号的形象性与意向性，是加速服饰文化凝聚性结构形成的前提。通过战争、礼仪、和亲、礼物馈赠等交往情境下服饰符号意象的再生产,服饰从地域性、族群性符号转变为双方共同使用、共同享有的文化符号与视觉形象,成为建构中华文化象征体系的重要文化来源。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