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尚书分曹再探——以尚书三公曹为中心

两汉尚书曹的发展可分为五曹五尚书、四曹四尚书、六曹六尚书和五曹六尚书几个阶段,反映着作为单纯文书收发和保管者的尚书逐步参与到政务裁决的过程,并由此开启了尚书省在隋唐之际成为全国日常政务的总汇和最高裁决机构的演变。其开始演变的标志就是发生于东汉初的尚书分曹标准由文书外生的身份(上书者)属性向内生的职能(政务)属性的转折,推动这一转折的却是西汉晚期昙花一现的"主断狱事"的三公曹。此外,东汉初尚书三公曹之所以由二千石曹分出,是因为西汉末三公曹被废置时,断狱事被合并入了二千石曹。而根据蔡质《汉仪》的记载,东汉尚书吏曹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从属三公曹的形式存在的。这是前人尚未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两汉时期女子再嫁问题考略

纵观两汉400余年历史,女子再嫁现象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在这些再嫁的女子中,既有身份高贵的社会上层,亦有出身卑微的百姓平民,可见此时的女子再嫁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就这些再嫁女子当时所属的婚姻状态而言,可将其分为离婚再嫁、夫死再嫁以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再嫁等三类。汉代已婚女子能够相对自由地选择再嫁固然离不开当时女子在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其所拥有的较高社会地位,然而,家长态度、国家政策乃至当时的社会风气等因素亦不可小觑。同时也应看到,虽然汉代女子在再嫁问题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一醮不改"的观念正逐渐成为束缚已婚女子的精神枷锁,而宽松的社会环境亦渐趋为"三从四德"的社会思潮所吞噬。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魏晋南北朝诗赋的骈偶化进程及其理论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六法海》说:"自李斯《谏逐客令》始点缀华词,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始点缀故事,是骈体文之渐萌也"。骈偶化倾向虽萌芽于周秦两汉,但从汉末魏晋始才成为诗、赋创作一种自觉的形式上的诉求,至南朝宋,诗、赋骈偶句比例发展至最高峰,齐梁以后则比例下降,表现出在更高层次上追求形式均衡美、对称美、和谐美的理性思考。本文拟考察此一过程中文人创作心态上呈现出的对骈偶化的"部分趋同———过度趋同———理性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并揭示其对诗、赋文体的影响。     

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文体的演变一般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发展倾向、内在局限等重要命题,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考察。首题赋名的荀子《赋篇》及其创作情况表明,赋只有在功用层面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在命名、文本形态的构成等方面与之并无质的关系。荀赋立体要在“变《诗》”而“效物”,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关键：其句式的构造表面类同《诗》四言,实际上取自《老子》以下的散句而具有与之疏离的意味;其立体的本质在于升格和拓展《诗》之手法,形成以铺陈原则规限物事题材这一独特而具包容性和吸纳力的文体特征,以此与形式立体的诗相分异而判然两途。同时荀赋立体的复杂情况也为赋的诗化和二体趋同提供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体物为铺张”使得赋在演进中发生了功用性批评的文体位移。     

读张松辉先生的《老子研究》

张松辉先生是近十年来在道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围绕道家道教文化课题,张先生出版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庄子考辨》、《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儒释道与文人》、《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庄子疑义考辩》、《庄子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同时还出版了《老子译注》、《新译冲虚至德真经     

两汉"保塞蛮夷"考论

汉代"保塞"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保塞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居于塞内保塞是最基本的含义与方式."保塞蛮夷"与"蛮夷保塞"不能等同,具有保塞举措的"蛮夷"并不能均被视为"保塞蛮夷"."保塞蛮夷"是一个专称,特别指代那些居于塞内自保或为汉朝保塞的族群.在汉代藩属体系中,保塞蛮夷属于"内臣",一方面受所居边郡或设于边郡的政府特设机构的管辖,另一方面其原有部落组织、首领权力得到保留并依旧发挥着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保塞蛮夷"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分开的,对不同认同的选择往往决定着该族群的现实举动.     

两汉瘟疫分类的思考

两汉瘟疫发生相当频繁,整个汉代就是一个瘟疫期。限于当时科技和医疗条件,一旦发生瘟疫,很难防控。不仅染疾大量病逝,健康者也极易造成心理恐慌。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现状,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将两汉瘟疫做一下重新的分类,以方便学者更好的研究两汉瘟疫。     

唐顺之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

对于明中叶史家唐顺之重要史论著作--两部<解疑>,后世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两部<解疑>的产生,应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唐顺之对明中叶以来剧烈社会变化的历史性思考.它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事功观和时势观、对皇朝统治中君臣关系、民族观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春秋笔法的积极反思等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突破以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倾向.两部<解疑>产生原因,不仅存在于时代背景、性格和学术思想等各自领域内,更是上述诸方面融合交汇的结果.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对唐顺之的<左编>具有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左编>印迹于李贽<藏书>中的某些历史评议.从这层意义讲,它们可谓为晚明史学启蒙思潮中社会批判思想的"先声",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