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人文与文章：先秦两汉之“文”的美学意蕴

中国古代“文”的内涵复杂,其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天文、人文与文章三个层面。就天文之“文”而言,它指自然万象及背后运行的宇宙之道的绚烂呈现;就人文之“文”而言,它指被礼仪章程规范的“守礼”之人的行为、情感和言语的雅化,此内涵进一步被“文质”范畴拓展和深化;就文章之“文”而言,它既指学术和文学创作,也指创作过程的特质,即对文饰的重视,由此导向了后世尚“丽”的审美观念的生成。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人类文明发展的立体史诗——邢伟谈石雕艺术

石雕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古老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原始社会的石器堪称人类最早的雕刻作品。由于雕塑材质的坚固性,使得它成为永久性的造型艺术,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立体史诗。就如同秦皇汉武时期宏伟的地面木架建筑虽早已荡然无存,而曾经伴随那些建筑的一尊尊石雕却历经沧桑,默默守望着遥远的昨天。被石雕高古的气息吸引,邢伟十年前便醉心于这一领域的收藏,尤以佛教题材的石雕造像为多。提及佛教石雕造像,就不得不回顾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历史上经历     

点评社会风气两千年

先秦两汉——道德坚守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就是老祖宗们近乎变态的道德律。孔夫孑。因为盗泉之水不喝;遮着脸的饥民就因为施舍者“喂”了他一声,宁可饿死。二桃三士,太子申生,介子推,王烈遗布,天知地知,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这是一个令人充满美好幻想的时代,无论身屑庙堂还是隐身乡野,士人是那么彬彬有礼．草民也效仿贤人,对道德的坚守有着一种近似偏执的疯狂。就这样还被孔夫子骂了一句礼崩乐坏。或许在今天看来,这个时代耻感爆表,道德洁癖。但正是它的存在,给全民族带来了虚幻的优越感,可以大言不惭：我们是文明古阳,我们是礼仪之邦。     

论郑玄与两汉经学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至东汉中后期,是经学发展的昌盛期,而到东汉末年,经学就进入了中衰时代。郑玄对两汉传统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研究,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夫余王葬用玉匣考

东汉对夫余国的重视,最突出的表现是夫余王葬用玉匣.玉匣即玉衣,东汉赐予夫余王葬用玉匣的时间断限开始于安帝永宁元年(120)至顺帝永和元年(136)之间,原因之一是夫余与东汉往来密切,具备了东汉皇帝赐予夫余王葬于玉匣的条件与可能性;原因之二是面对东北诸夷混乱局面,夫余王夫台遣子尉傀台为东汉平乱做出了贡献,东汉对夫余王的亲自到访“作黄门鼓吹、角抵戏”,这是赐予夫余王葬用玉匣的最佳和合理时机.而赐予葬用玉匣的结束时间为延康元年(220).从形制上看,夫余王葬用玉匣符合“银缕”的可能性.已使用玉匣的是夫台和尉仇台,文献中最后的玉匣主人是简位居.夫余王葬用玉匣的出现,一方面可见其葬制规格之高;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夫余国在汉魏时期曾强大一时,堪称东北边疆最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在东汉的政治版图中居于特殊位置.     

汉代人口统计与分布

正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是以主体的身份存在的,也就是说,人不但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还是消费者和承载者。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任何一个社会人口的变化都会与社会财富的多寡、资源开发的水平以及环境的变迁程度等直接相关,当然也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历史的形成历程中,人口问题从来都是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有必要对其历史发展过程加以考察、分析、对比。     

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两汉时期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息息相关。汉武帝、董仲舒的某些事迹说明：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以人才荟萃为基础的;国家的文化政策,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联系。司马迁的生平,处处闪耀着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光泽;他的《史记》创作证实：文化传承与创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活动。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宣告：文化传承与创新,必须紧扣时代主题,领一代风骚。东汉四圣的科学成果验明：文化传承与创新,自有其内部发展规律。     

先秦两汉宫廷傩礼世俗化演变探析

傩,是一种产生于史前的,具有宗教性与艺术性的古老、奇异而又神秘的社会文化现象.“傩”起源于原始的狩猎活动,而后逐渐演变为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周时,傩成为国家礼制,周傩也就成为古傩的样板.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傩礼在秦汉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开始逐渐向世俗化方向演变.这种变化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而渐成主流,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产生.从傩礼到傩戏的演变,也验证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同宗教祭祀仪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两汉尚书分曹再探——以尚书三公曹为中心

两汉尚书曹的发展可分为五曹五尚书、四曹四尚书、六曹六尚书和五曹六尚书几个阶段,反映着作为单纯文书收发和保管者的尚书逐步参与到政务裁决的过程,并由此开启了尚书省在隋唐之际成为全国日常政务的总汇和最高裁决机构的演变。其开始演变的标志就是发生于东汉初的尚书分曹标准由文书外生的身份(上书者)属性向内生的职能(政务)属性的转折,推动这一转折的却是西汉晚期昙花一现的"主断狱事"的三公曹。此外,东汉初尚书三公曹之所以由二千石曹分出,是因为西汉末三公曹被废置时,断狱事被合并入了二千石曹。而根据蔡质《汉仪》的记载,东汉尚书吏曹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从属三公曹的形式存在的。这是前人尚未注意到的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