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政与晚清教育、学风的变迁——以黄体芳为例

学政为有清一代主管一省学务的最高职官,对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的运行、学术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黄体芳在江苏学政任内的严格考试之举,"培士风、振儒术"的种种举措,振兴书院的经古传统以及倡导汉宋兼习和经世学风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教育和学风的变迁,同时表明,中国固有的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中蕴含着致中国重新振兴之根本性资源的追求与信念,仍因袭地渗透于地方学务官员的意识深处.     

随地举会,归之书院:明代讲会之发展趋势

明代讲会源于书院教学,经王、湛及其后学倡导、推广之后,而又每出于书院之外。当年的情形是,联友共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甚至会如家常茶饭,无地不有,无岁不举。但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书院"、"讲会"是并行而互不相属的关系,且从会无定所的无奈中,揭示出随地举会,归之书院的讲会的发展趋势。明于此,即可复原"书院讲会"的真实场景,重构明代书院的历史谱系。     

《岳阳楼记》与花洲书院

乍提花洲书院．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它毕竟没有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声名显赫,但若提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人们一定是耳熟能详,此传世名篇便是在花洲书院完成的。花洲书院虽在名气上不能和四大书院相比,但也是我国古代很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     

广州陈家祠的社会学意义

在文献史料研究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广州陈家祠是一个集祠堂、书院、会馆于一体的建筑。这三种性质的东西汇合在一起体现了一个社会伦理的深层结构——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层伦理关系,反映出广州陈家祠在近代广州以及广东具有的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明遗民汤来贺治生抉择之原因探析

明清易代,旧朝遗民不食周粟,在民间自食其力,讲学授徒是比较常见的治生方式之一。江西南丰的明遗民汤来贺,入清后受聘于白鹿洞书院,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业,为书院制定学规。他为清初宣传与推广理学,倡导德治和教化做出了一定贡献。遗民汤来贺成为书院山长,原因主要有：明清时期,朝廷大力修建书院,支持书院发展,这些举措为士人讲学为师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汤来贺深受耕读传家的家风熏陶,他对程朱理学的信奉亦指引他走上山长之路,卒后获“文恪”之名享誉江右。     

匡山书院与“南宫义举”的由来与价值

泰和县地处吉泰盆地核心区,自古以来是粮食农业发达之区,为发展文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朝廷科举与民办书院相互为用,促进文化教育逐步发展。南唐时期罗韬在家乡创办匡山书院,开风气之先。南宋中期泰和县人士率先实施“南宫义举”,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是社会文教事业的大进步。泰和“南宫义举”的首创地位,依史有据,无可怀疑。“义举（约）”形式的赞助发展为设立“贡士庄”,为扶贫而起的襄助进而对全体赴考者的资助,改自费赴考为官费赴考,是文教制度上的完善,对发展书院教育与维持科举事业有积极效益。     

武汉大学起源新议

民国最早的部属师范学校之一、也是武汉大学前身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以清末两湖师范学堂等为先驱;而1916年开办、成为武汉大学另一重要源头的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则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为树立武汉大学基础而成立。武汉大学实为清末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新式学堂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而结出的一大硕果。     

近代潮汕侨乡的教育转型——以书院衰落与新式教育兴起为中心

近代潮汕侨乡教育实现转型,以书院衰落及新式教育兴起为考察中心,观之则发现书院日趋没落并于清末民初改制,代之以新式教育。进一步研究表明,潮汕侨乡教育转型源于洋务运动、改良主义思潮、华侨助学、科举制废除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并表现出教会学校和民办学校是重要推动力、新式学校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而士绅势力较弱的城镇、新式教育地域发展失衡等特点。     

现代书院践行高校办学理念的实证研究——以肇庆学院为例

高校学与术再统一的办学理念为书院制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书院因而能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职责任务、课程体系、活动方式和特色文化践行着肇庆学院的办学理念.     

师范院校书院文化活动育人机制实现途径——以肇庆学院为例

师范院校书院实行的具有师范特色的书院制管理模式,其文化活动建设和育人模式的选择,将直接影响书院价值、学生素质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对肇庆学院书院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书院管理中学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应结合书院文化活动育人机制,提出具有书院师范特色文化活动的建设思路,充分发挥书院教育优势,设置师范类特色文化活动等,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优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