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研究综述

联合风险投资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联合投资的动机,联合投资对风险项目业绩的影响,联合风险项目的管理以及联合风险投资网络等方面.而关于联合风险投资的理论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联合风险投资伙伴的选择,联合投资作为风险投资家向原始投资人显示挑选项目能力的信号机制,以及联合投资在创新型项目中减少风险投资家技术窃取的道德风险等方面.最后,本文给出了联合投资的一些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司法鉴定中的"对抗性元素"分析

司法鉴定的对抗性不可能超越司法制度的设计与合理限度去实现,但"对抗性元素"点滴渗透在司法鉴定活动中.有关司法鉴定的立法设计体现出司法鉴定中"对抗性元素"的实然性价值,而司法鉴定的实际操作则彰显了司法鉴定中"对抗性元素"的实然性价值,从而为完善司法鉴定的理论体系、构建对抗制诉讼模式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微观公共领域的政治检视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论述之后进一步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学者对公共领域,尤其是对微观公共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拓展,使微观公共领域的民主与政治得到强有力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反对强调等级秩序的集权制,主张组织的多样性、微观权力的弥散性,追求政治谱系的多样化.微观公共领域政治谱系中的邻里民主、直接参与民主和对话协商民主,向我们展示各自的政治诉求都表现一个共性:不提倡同质划一的利益,而肯定在冲突之间寻求妥协的能力;不标榜牺牲奉献的利他主义,而主张协同的共利思想.     

C2C网上交易中信号机制的有效性分析

本文应用Berry等(1995)^[2]提出的离散选择需求模型和差异产品的伯川德竞争模型,并利用淘宝网上的交易数据,对声誉、消费者保障计划、保修服务及信息披露四种信号策略在网上交易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需求估计结果表明消费者保障计划中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计划以及保修服务可以作为产品质量的信号;而在其他有效信号策略存在的情况下,消费者保障计划中的"先行赔付"计划以及卖家声誉作为质量信号的作用则被削弱。成本分析表明,信息披露虽然可以提高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发出信号的成本太低,容易被低质量卖家所模仿,因此并不能作为有效的质量信号。本文首次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信号机制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历史上"垂帘听政"的太后们

芈是秦昭襄王母亲的姓, 号芈八子,称宣太后.她是我国正史上第一个临朝听政的女主,"太后" 这个称谓,据说就是从她开始的. 后宫临朝称制, 普遍被称为垂帘听政.一说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总是最常被人提及, 李翰祥导演的《垂帘听政》(1983年) 更是让饰演慈禧太后的刘晓庆令人印象深刻.其实, 往前追溯, 在漫长的帝制时代,正如朱子彦在《垂帘听政制度述论》中指出的,据不完全统计,临朝称制的女主有40人: 秦国1人,西汉4人,东汉6人,北魏2 人,唐代2人,宋代9人,辽代3人,元代11人,清代2人.     

再审审查制度对司法公信力的检视与提升——以A省B市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再审审查制度是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和纠正错案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有效的配置和运作能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强化。但其功能和价值 “有限”,现行司法政策在启动再审的标准上遵循“可能有错”的判定基准,显得过于泛化,无限放大其功能和价值,不仅不利于秩序价值的生成与固化,而且与创新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之内生性精神与理念存在冲突,易引致社会管理风险,增加管理成本。完善的方向应立足于制度功能“限度论”,在法治的内在诉求以及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在肯定再审审查制度的有限意义与价值基础上,严格界定准入门槛,适用“确有错误”的启动再审标准,并健全相应的审查程序。     

家庭类别视野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法律建构

共同财产制家庭、分别财产制家庭以及两代复合家庭中,均应当确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地区年度服务业平均工资可作为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计算标准。在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家庭中,权利义务主体是夫妻双方。家务劳动量可认定为一方完全家务、主要家务、次要家务或夫妻同等家务。夫妻双方共同签署的家务承担情况证明,可作为家务补偿请求权的证据。分别财产制家庭的家务补偿请求权在婚内和离婚时均可提出。两代复合家庭中权利主体是承担了家务劳动的老人,义务主体是老人的成年子女夫妻或成年子女,老人承担家务期间成年子女夫妻之间不再有家务劳动补偿关系。     

近代中国宪法实践中的西康建省及其法治价值

本文将西康建省放入近代中国宪法实践这一视角,梳理和分析自清末川边新政、筹备建省,到南京政府设立西康行省这一横跨20世纪上半叶之中国社会的动态过程;并在近代中国宪法实践的历史场景中,通过剖析西康建省的动因与阻力,综合评析其法治价值,从而得出结论:近代中国宪法实践及其法治思想是西康建省的持续推动力,作为近代中国边疆省制化进程的重要举措,西康建省是近代中国依宪治国实践在边疆治理中的重要内容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