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

胡塞尔现象学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汉语学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随着胡塞尔现象学文献的大量翻译和出版,现象学概念的中文译名问题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胡塞尔的严格描述性理想偏偏又使他或挪用或生造了数目繁多的名词术语,这就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论严格产品责任的新发展

从现有的产品责任制度来看 ,严格责任已经是对受害人最为有利的责任制度。严格责任的发展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 ,一是对严格责任作必要与合理的限制 ,二是在现有理论之上提出新的理论学说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之关系论

在本质上,侵权责任乃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依照传统的观点,在要不要考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上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对立体。但从法定义务的角度分析,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下隐藏着各种不同“人的影像”及法律对行为人高低不等的义务要求,通过“注意义务”之引线,两个责任体系构成一个首尾截然不同的连续体。     

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中契约制稳定性的博弈研究

农业产业化组织中契约制是一种具有不稳定性特征的组织形式,我国契约制中的龙头企业和农户处于不完全信息状态,由此而引起的双方短期行为,导致了屡屡出现违约现象。以“信誉机制”这种市场力量和“专用性投资”方式增加企业和农户彼此的信任与依赖,使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可实现增强契约稳定性、降低风险的目的。     

刑事证明方法研究——以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为分析理路

［摘要］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是刑事证明的两种基本方法，其划分主要基于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不同而对证明作出的不同要求，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证据资格、证据调查程序与心证程度三个方面。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方法的运用，对于刑事诉讼具有促进诉讼效率、人权保障和真相发现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进行严格证明是大陆法系与英美国家的普通做法，对于量刑情状事实的证明，本文认为在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部分案件中可以进行自由证明，对绝大部分程序法事实，应该采取自由证明，但是对于自白任意性应该采取严格证明。     

严格责任的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界中关于严格责任的概念和种类有较大分歧,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梳理,使我国的严格责任理论更为科学,并沿着理性的思路对严格责任在我国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充分论证。严格责任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罪过责任和犯罪构成理论存在较大差异和逻辑矛盾,笔者也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诠释、论证和解决。     

论严格证明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严格证明的构成要件入手,论述了大陆法系国家关于严格证明的基本内涵,并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直接审理、证据禁止以及自由心证的关系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严格证明程序在形成证据能力上的作用,提出了证据材料只有在通过严格证明或不被证据禁止的条件下才具有证据能力的观点。严格证明程序为证据最终获取证明力,通向心证之路奠定了客观基础。     

儒家美德伦理及其与麦金太尔之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差

西方汉学的视野向少扩及中国哲学。这种状况或许与黑格尔等西方哲人所抱怨的中国传统知识中缺乏严格系统的哲学而只有“道德的宗教”、或者缺乏充分的理论化知识而只有日常经验之直觉的学术判断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哲学界的自我开放程度和自我表达能力还很不够,或者说中国哲学界的自我言述(utterance)和参与国际对话的能力尚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