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以中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驱动因素为研究对象,解析三大因素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在城市群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协同学的哈肯模型,对中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驱动因素进行序参量识别.结果表明:创新比较优势(CIA)是2003-2012年中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系统演化的序参量;整体而言,中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系统演化尚处于初级阶段,初步形成中心—外围的协同创新系统演化结构.     

分位数回归曲线相交问题的修正

在实际应用中,对于有限的样本,分位数回归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即不同分位数回归曲线会出现相交的现象.这一现象违背了基本的概率理论:分位数函数的单调不减性.文章基于中分布函数样本分位数的定义的启发,对分位数回归曲线相交问题提出一种修正方法:利用两条不同回归曲线的加权组合对所需要修正的回归曲线进行修正,并通过一个实例表明所提出的修正方法是简单有效的.     

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国网络文学走红海外

在如今网络大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异军突起”,而且“风景独好”,在国内本土形成了关于“互联网+”的巨大产业链,同时一大批优秀的网络文学纷纷走出国门,在海外掀起一股中国“网文热”。从跨文化视角对中国网络文学走红海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网络文学“走出国门”面临的问题,并发起了对未来的展望,抛砖引玉,期望引发对网络文学“走出去”更深入的思考。     

儒家的尚"中"与道家的崇"大"——儒道和谐观的差异与融合

"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的概念,儒家的尚"中"思想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中和"观念与道家的崇"大"思想及由此而来的"大和"观念是构成这一理论的两大基石,前者为"和谐"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秩序平衡与个体节中,后者则带来了本体追求与辩证观念.在《易传》与《中庸》中二者达到融合.     

明朝对中朝朝贡的组织管理及其影响

朝贡的组织与管理是明朝朝贡制度完善的具体体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朝贡事务,不仅设置完备的机构,在朝贡的组织过程中也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对朝鲜的特例,使明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比其他朝贡国更为密切,给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和”的字源及涵义辨析

“和”源于饮食、音乐等感官的调和相应,具有感官之和、性情之和、政教之和、生命之和与天人之和等不同层次的涵义。“和”、“同”并论、“和”、“中”并论,但“和”不等于“同”,“和”也不等于“中”。“和”的思想在当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边疆"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中缅边民大联欢50周年纪念

结合当前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的精神,以纪念1956年12月16～17日在芒市举行的"中缅边民大联欢"50周年为契机,对这次大联欢所展现出来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及其对促进中缅友好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在当前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中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最后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巩固和发展中缅"胞波情谊",建设中缅"和谐边疆"进行了认真思考.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大历史观对把握中日关系的启示——从有关“気”的争论切入

“気”字进入国人视野主要归因于新国货品牌“元气森林”过去几年的异军突起,并引发部分国人关于“気”字到底是中文还是日文的争议。有鉴于此,元气森林公司于2019年秋开始将“気”改为了“气”。这种争议其实并不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还涉及国人对待中日历史恩怨的情绪和认知,以及民族复兴所处历史方位的大小历史观问题。文章通过详细回顾日文的发展史,发现日文本身就是中文结合日本地域特征而演化和发展的产物。当秉持这种宏大视野的时候,我们就能跳出近代以来经历落后挨打导致的部分国民狭隘格局和悲情心态,实现对上述争议的超越,并从中得出一些大历史观对把握中日关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