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西部贫困成因及可持续治贫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其2005、2007、2009三年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量和生态赤字进行测算,以掌握贵州省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通过人均生态足迹测算结果以及贵州省部分经济、社会指标分析导致西部贫困地区贫困发生基本致因,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政策法规、农业建设、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教育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论法治、宪治、人民主权及当代中国应解决的问题

依法治国具有丰富的内涵 ,法治是法律之治 ,而不是用法来治 ,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宪治国 ,法治即宪治 ;宪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就是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依法治国最终必统一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之中。当代中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在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上大力培植。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研究视角与进路

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与农民行动单位有关,农民行动单位包括家庭及建立在家庭基础之上的家庭联合体,具体如宗族、小亲族、户族、联合家庭及地域共同体(如村民组),正是农民行动单位成为了决定乡村治理状况最为重要的内生基础之一。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参与式行政：一种新型的行政法制模式

参与式行政,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法制模式在宏观层面推动行政法治发展、实现多元共治具有重要意义：微观层面在有效解决争议、增加行政效率、落实政府责任等方面效果显著。行政中的参与呈“阶梯式”分布,为了实现更大范围内更高阶梯的参与、同一阶梯实现更有效的参与,必须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理路

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是落实进一步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农村治理危机、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近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主要功能是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资本积累.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合法性困境、资金人才匮乏、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言意之辨”从哲学和玄学向诗学的转换——论刘勰的言意观

刘勰的言意观是<文心雕龙>诗学体系中的核心论题,但是龙学界对这一问题却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哲学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等同于诗学中言意关系.刘勰言意观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对这一论题进行了诗学转换,强调了文学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对作家的创作和诗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姆拉会议前后国内的治藏建议及其影响——以中英藏事交涉为中心

西姆拉会议前后,面对英国的侵略和西藏局势的动荡,国内各界爱国人士通过呈文、论文、著作等多种形式,围绕西藏治理和藏事交涉,向中央政府提出许多建议.文章以中英藏事交涉为中心,以报刊杂志中的治藏建议为重点,兼及条陈、著作,结合有关档案,对这一时期国内各界的治藏建议作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当时的许多建议对北京民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间建议一社会舆论一政府决策"的良性互动也初步形成,后因袁世凯对英国妥协、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和西姆拉会议的失利而中止.     

多元共治理念视阈下边境牧区土地利用及优化路径研究

边境牧区土地利用优化研究有助于改善区域发展格局,符合新时期边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边境牧区由于受自然、民族、经济等多因素影响,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往往暴露出草场非可持续利用、土地冲突、矿区土地污染、边境人口空心化等诸多问题。现有相关地区土地利用研究仅涉及土地利用某一方面,而缺乏以边境牧区作为特殊样本的土地利用问题系统性研究。事实上,在边境牧区错综复杂的土地利用问题背后,并行着一条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多方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路径,并呈现出治理现代化趋向。因此,应通过多元共治理念梳理边境牧区土地利用主体及其治理脉络,从利益共享、意识共铸、行为协同、效能协同等维度出发,为破解边境牧区土地利用困境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