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善于建设新世界”思想及启示

西柏坡时期党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中国。面对不甘心失败的敌人的质疑，长期在战争中摸爬滚打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学会管理城市、发展经济，使中国走向富强？对此，毛泽东同志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告：“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刘少奇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许多热血青年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向往,纷纷赴俄勤工俭学。刘少奇就是其中的一位。1920年冬,他由长沙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直奔上海,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革命理论,为到苏俄留学作准备。1921年5月,刘少奇与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邮轮,开始了他们的旅俄生涯。留学的艰苦生活1921年7月9日,刘少奇一行备尝艰险,历时3个月,行程几千公里,辗转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莫斯科的夏天风和日丽,绿树成荫,气候宜人。古老的城市在典雅的欧式建筑和未加雕饰的自然…     

徐特立入党

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镇压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然而,就在这白色恐怖之中,徐特立同志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特立回忆说,在白色恐怖中,“我住在长沙韭菜园,一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组织和前进的方向,陷入极度苦闷之中,后移到离城20多里的黎托,碰到了李维汉同志,经他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对于这段历史,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更为详尽:“1927年大革命失败,湖南处在白色恐怖之中。那时,我已交卸湖南省委书记职务,但由于去武汉铁路不通,只得滞留长沙。其时,…     

变事后管理为超前管理

南昌市机关事业单位首次下达增人计划647名 为改进和加强人事计划的宏观管理,根据去年出台的《南昌市机关事业单位增人计划管理暂行办法》,今年机关事业单位首次下达增人计划647名,这次增人计划下达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和主要做法:     

“三面红旗”出台的前前后后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相继出台。今天看来,所谓三面红旗,绝非孤立单一,而是密切联系、互为因果的一个整体。可以说,总路线是“大跃进”总的指导方针,大跃进”又是总路线的具体实践,人民公社则是“大跃进”迫切追求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夏,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分歧。这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随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在统一战线领导权、中国革命道路、国际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把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     

党员为社区做什么

“一名党员一面旗,党员先锋在社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荷叶街社区党支部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方面走出了创新的路子,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电话连百心荷叶街辖区有党委、总支、支部共36个,党员1572名,其中社区党支部管理的党员71名。在党建工作中,党支部对100余名党员和党组     

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观的探索和确立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发展目标模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确立了社会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观，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