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双重视阈及其中国意义

广义的不平衡发展是马克思在关于"历史之谜"的唯物主义致思中叩开的新的"历史之问",它在认识论深处触及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历史辩证法立场上坚持具体统一性和灵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拒斥抽象统一性和机械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在狭义上,他揭示了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前提,亦是其再生产的后果,更是其危机扩大再生产的伴生物。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增强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理解进而坚定"四个自信",抵制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主体地位从而规约资本的创造性破坏作用、防止地方的"底特律化"等具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关系

政府治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承载着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使命。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关涉到国家制度设计,也关涉到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努力做到坚持政府治理创新与秉承人民至上理念相统一,坚持政府科学决策与更好回应群众利益诉求相统一,坚持政府宏观调控与完善市场决定内生机制相统一,坚持政府法治建设与着力提升公务人员素质相统一,坚持政府考评优化与健全岗位责任追究制度相统一。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的历史阶段划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经历了"运动式融入""争鸣式融入"和"生态式融入"三个发展阶段,走过了一条改造适应、平等互鉴、自信自强的发展道路,彰显出"民主—法治—生态"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整体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促进我国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核心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程度,进而决定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探讨,并将进一步说明核心文化因素对于我们的影响与启示。     

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传承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大数据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困境,主要表现为:红色文化传承主体的知识结构碎片化,难以对红色文化进行全面的认识;主体意识出现迷失,不能自觉地传承红色文化;红色文化自身缺乏真实的在场,影响力减弱。在大数据时代下对红色文化的传承问题进行反思,尝试从完善主体的知识结构、转变主体的思维方式、转变红色文化传承的言说着手,全面认识红色文化,自觉传承红色文化,还原并彰显红色文化的精神意境。     

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国家主体性、阐释好中国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