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基于发展新理念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测评研究

基于发展新理念对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评价指标进行理论遴选后,借助专家评审和鉴别力分析进行指标筛选,构建了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华北平原五省的453户粮食类家庭农场为样本,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指标体系做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虽在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间存在一定的成长绩效差异;经济绩效整体表现良好,创新绩效却较低。因此,应引导粮食类家庭农场平衡性成长、制定精准扶持方略和建立成长绩效监测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与差异分析——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调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关系到其可持续发展。采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我国各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性。结果表明：相比小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绩效相对较高,但是其平均绩效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且该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最为突出;我国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在三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是最高的,其次是农业（龙头）企业,最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此,提出应完善土地“三权分置”机制,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解决其融资难和人才缺乏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建议。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借贷、投资行为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 ——基于现金流量模型的视角

借贷、投资行为对家庭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理清其中关系,有利于建设消费型经济.利用微观数据构造家庭现金流量表,将现金流分为经营、投资和筹资三类,分别与家庭日常收支、投资与借贷行为相对应,对现金流的实证结果表明借贷与投资行为都明显促进了家庭消费.在投资行为中,房地产投资对消费影响最大,金融投资影响微弱;借贷行为对消费具有带动作用,但不是体现在需求弹性最小的日常生活消费上;投资、借贷行为是通过增加家庭净资产和提升幸福感来实现对消费的拉动.     

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决策——基于11省1646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11省1646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实证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生产性服务与水稻种植面积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兼业农户比重和平均兼业水平都很高的背景下,兼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在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中均有所体现,并且在一兼农户中表现最为显著,而“投资效应”仅体现在纯农户的种植面积决策上。接受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提高各类农户的种植面积,能够缓解种稻劳动力流失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能够缓解一兼农户农业收入比重下降对种植面积造成的负面影响。由此,加强粮食产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建设、加大纯农户粮食生产补贴力度等是稳定我国水稻生产的重要举措。     

城市化、高等教育扩张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2—2014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城市化、高等教育扩张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化对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消极作用,当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时,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高等教育扩张对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不同地区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普遍较高,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高等教育扩张对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中部地区的结果与东部地区的结果基本一致.相比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其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从合理推进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扩张两个角度提出四个政策性建议.     

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关系研究——基于多层回归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2011—2012 年的基线调查数据,运用多层回归模型,通过分析社会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获得的影响,探讨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的关系。 回归估计结果显示,个人层次上的年龄、居住状况、失能情况和社区层次上的老龄补贴、经济状况对农村老年人获得家庭照料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代表社会照料的变量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回归估计结果说明,社会照料并不能对缺位的家庭照料起到补充作用,更不会起到替代作用,两者呈现一种非此即彼的“无关系”。 文章的政策启示是,打破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的壁垒,构建一个“流动”的老年照料体系。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