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的利益分配——基于产出与消费视角的理论经验分析

中美贸易失衡及其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是近几年来倍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客观来看,贸易总量的失衡并不意味着贸易利益分配的失衡.通过对1978 - 2007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的分析及估计发现,中美贸易使双方均获得正的总利益.但是,中国居民从中美贸易中获得了产出利益而损失了消费利益,美国居民则刚好相反,并且在美方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时期,美国居民的个人总获益要高于其顺差时期.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将近乎同等幅度地降低双方的贸易利益.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无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一味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方都是无益,甚至有害.     

从新世纪中美关系看当代中国外交的特点

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是美国单边主义抬头,国际形势趋于紧张的大环境中,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作为在世界格局中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外交政策对全球的和平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笔者通过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转变,揭示出中国的外交,具有出了灵活多样、独立自主的特点,充满了合作性和坚定性,主动性和强硬性。     

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基于与美国教师教育课程的对比

中关教师教育课程系统的对比显示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中存在着通识教育效果不佳、学科专业课程比重较大以及教育专业课程比重轻、结构不合理、与实际脱节等问题。由此,可以分别从内容与结构两个维度对我国教师教育课程的设置进行有益的构想：完善教师教育课程结构比例;改革课程的内容,以利于构建我国科学合理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从两次法律互动看《中美新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943年签订的《中美新约》引发两次中美法律互动。第一次法律交流成效甚微,海尔密克的建议及倪征燠的赴美考察未能触及中国法制的根本问题。第二次法律合作无果而终,庞德的构想及杨兆龙的实践指明了中国法制的进步方向,却沦为宪政斗争的牺牲品。两次法律互动反映出治外法权终结后中美朝野的不同反应,体现了新约对于双边关系的进步性及局限性,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名义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复杂性。     

从中美文化差异分析美国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误读

中美文化差异是美国普通民众对西藏问题产生误读的内源性因素。造成美国民众对西藏现实情况误解的深层原因包括中美西藏观的不同、历史背景的不同、制度文化的不同和宗教自由观的不同。     

4．“中美法学院院（校）长会议”在北京举办

2005年4月1-2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与美国法学院协会共同举办、中国政法大学承办的“2005年中美法学院院(校)长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会议旨在探讨和研究两国在法学教育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在中美两国法学院校之间建立更加广泛和密切的联系，     

论文学发展与全球化因素的互动关系--中美文学发展史中全球化因素的对比研究

一个国家民族文学的发展除自身内在因素以外,还受他国民族文学外在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来,文学研究的重心由语言艺术方面的内部研究转向文学的外部及文学与文化关联方面的研究和文学与文学间的对比研究;80年代以来,“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成为文学全球化所讨论的热门话题。对比研究中美两国文学发展史中受民族组成成分的影响、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形成的政治制度对文学发展的制约以及文学全球化过程中输出与输入所产生的融合与排斥效应,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时期进一步澄清民族独立性与“西化”的悖论关系,走出误区,积极投身到文学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以求在文学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取最大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美慈善事业比较中的反思

现代慈善事业在扶危济贫、协调社会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资金严重缺乏,因此,通过发展慈善事业来支持社会保障建设应成为今后的一项战略。美国是慈善事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中国的慈善事业与美国相比,无论在文化基础、组织机构、捐助金额、社会作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通过比较和反思,可以找出我们的不足,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美两国安全观的差异及影响

安全观的发展变化同安全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政府的安全观从旧的具有"冷战思维"的安全观转变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美国政府的安全观也从单一的以军事联盟保卫本国的"绝对安全"转变到以军事联盟为主,以地区安全合作为辅的安全观。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中美相互对外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     

中美数字产业竞争力：测算、比较以及启示

当前,数字产业已经成为中美数字经济战略博弈的焦点。文章基于统一后的中美数字经济产业分类口径,构建数字产业竞争力指数测算框架,对两国数字产业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数字化赋权硬件基础设施产业和数字化赋权软件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超过了美国,但是仍面临着生产效率短期内难以追平美国、产业竞争力的长期提升遭受制约等问题;美国数字化交易产业和数字化媒体产业竞争力高于中国,但中国依靠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不断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具备较大的增长潜力。中国应把握在数字化产品制造上成本低、规模大以及5G等新兴技术应用的优势,加大对于龙头数字企业的培育力度,以带动数字交易和数字媒体的发展,时刻注意防范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风险,不断提升数字产业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