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老年群体脆弱化的思路和对策

认为老年群体脆弱化既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文献研究,界定和分类了空巢老人、贫困老人、失能老人、无后老人四大老年脆弱群体,并提出了应对的思路和对策,即以老年友好行动应对老年空巢,以救助和保障结合的社会养老支持应对老年贫困,以社会支持和家庭支持并重应对老年失能,以代价补偿和生育储备并重应对老年无后.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生成机制——以爱国型和利益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例

以利益型和爱国型大学生群体性事件为考察蓝本,对北京市、重庆市、广州市大学生和学生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类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其整合模型的作用路径略有不同.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学校认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效能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爱国型群体性事件中,国家认同、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通过群体愤怒路径对行为意向产生影响;触发事件认知和信息传播在两类事件中均对群体愤怒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对中国背景下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扩展了社会认同理论和双路径模型在群体性事件中的应用.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女性领导自我潜能的开发

正转型中的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发展迅猛,工作节奏加快,这就需要更多女性投入社会工作,乃至走上领导岗位。当前,我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女性领导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总体来看,其任职状况仍不容乐观,表现出正职少、副职多,实职少、虚职多等特点。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度、政策、法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基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为国家民族政策提出了一个学术的理路。Gaetner和Dovidio提出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和费孝通“多元一体”及现在党和国家提出的“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不谋而合,其理论框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提供借鉴。该理论认为共同内群体的形成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包括群体间的相互依赖性、群体间的差异性、社会情境、预接触经验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在良好的制度支持和社会氛围的基础上,突出不同民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淡化差异性,增加平等的接触机会,促进跨民族互动与合作。通过构建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突出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努力,共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引导各民族人民把自己和其他民族成员视为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知相似性、信任和理解,减少威胁感,最终带来认知（积极的想法）、情绪（同情和关爱）和行为（合作和帮助）方面的积极改变。     

从论文统计分析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变革和发展进行定量研究和总结,是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从1996年发表的3000种社科期刊中,遴选出408种学术期刊作统计源,通过统计分析对我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论文产出率、论文的学科分布、地区分布、科研群体构成等情况进行计量分析,从而揭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状况及其学科发展态势。     

屯垦戍边的精神意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建构——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屯垦戍边记忆以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的表现形式作为外在呈现,以其蕴含的各民族团结互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往和伟大兵团精神作为价值内核。屯垦戍边记忆的传承与传播不仅能深化国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屯垦戍边建设历史的认知,而且能够使其在加深情感共鸣的同时内化价值记忆,最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于外显的行为实践,显现出从认知认同到情感认同再到行为认同这一递进逻辑。     

感知与现实的偏差：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

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测度为基础,比较了收入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标准测算结果的差异,收入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典型特征。研究发现,收入主观评价方法与客观标准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客观收入水平,收入主观评价结果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并未呈现普遍的规律,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主观评价中都倾向于维持或降低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界定标准的选择存在多重难题,可以考虑将主观评价方法作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补充或替代,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西方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学价值观的转化与文学性的变迁

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17世纪作家们的创作就是为了在文艺活动中得到名次和荣誉,借以显示自己的水准与实力,而没有"利"的目的.文艺创作完全不考虑作品自身的经济价值,而靠统治者或达官贵人的赞助和扶持,作家们生活无忧无虑,使文学创作及作品本身也就不需要考虑什么经济效益.18世纪开始商品经济意识大力度向文学艺术领域渗透,其结果使文学艺术成为了商品.作家们为利的需求而创作,读者和观众为了享受的需要而购买,稿费或稿酬形成了供需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与原则.赢得了读者就赢得了作品的传播,赢得了作品的蜚声文坛就赢得了经济利润,而名利双收也就标志了文艺作家个人奋斗的成功.文化活动组织者都以牟利为目的,文学艺术的本质追求已经不再是创作的动因,一切作品的内容与风格之选择都与能否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了一起,文学性自然被挤出了原有的位置,而消费大众群体在这个文学艺术的生产链上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从“维稳”到“维权”

基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当前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常采取维稳模式,结果常常陷入危机应对的窘境中。在转型期间的中国,唯有树立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稳定的理念,认真对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权利诉求、界定权利的边界并建立满足其诉求的稳定机制,达成维稳到维权的观念转变,才能真正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促使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正常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