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族群三撬人婚姻生态的社会人类学分析

三撬人是居住在黔东南黎平县、锦屏县交界区域的一个独特族群,是一个在地理区域上、文化上、经济上都处于边缘状态的边缘族群。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三撬人的婚姻主要在族群内部选择,其婚姻生态是平衡的,当三撬人突然被置身于一个完全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化社会中的时候,则导致了其婚姻生态的严重失衡。三撬人婚姻生态的失衡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不平等现象。     

从家户到群体：村落生活中的香头角色——以河北丰村为个案的考察

在已有的香头研究中,香头往往被作为一种“家户型宗教服务供给者”,而需要向香客展现其神异性以建构和维持自身权威。然而,仅仅停留于家户形态、针对个体提供宗教服务,并无法有效维系和扩大香头在村落生活中的权威,甚至反而因此使其在村落生活中被异化和边缘化。在河北丰村的个案中,香头在自身神异性的彰显之外,更多地注重其在村落群体生活中的角色,领导和组织着信仰群体的各种活动,进行了各种制度化的尝试。正是从家户形态走向群体形态、从私人利益走向公共生活,丰村的香头更为有效地巩固和扩大了自身在村落生活中的权威。     

运动式政策参与：公民与政府的理性互动——基于广州番禺反焚运动的分析

从“传统官僚理性”的“控制”逻辑到“工具-价值”理性的“回应”逻辑再到“治理”理性的“合作”逻辑,公共行政理性的变迁推动着公民参与政策空间的理性释放。公民的理性需求内在地区分为“个体理性”、“团体理性”、“公益理性”三个层面。公民参与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行政理性与公民理性的有效互动,不同的行政理性配置不同的公民理性,会引致不同的政策参与类型。从公民参与的视角看,以“运动式政策参与”为分析概念,广东番禺反焚运动,展现了一种基于公民与政府理性互动的非正式的政策参与过程。应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引导,提升政府和公民的理性能力,将频繁出现的公民集体行动转变为公民理性的政策参与,而非滑入群体性事件的深渊。     

抗战时期难民迁徙与“内迁文化”的形成

抗战时期难民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难民的生存境遇之惨,胜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难民现象,“紊乱、惊惶、骚乱”可谓是抗战时期逃难民众的基本写照。即使在如此悲惨的境状下,广大的难民尤其是其中的内迁文化人士仍以坚强的毅力从事着文化建设,传播着先进的思想与观念,推动着后方文化事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内迁文化”。       

重建社会支持网:失独群体自组织形成机制探讨——基于上海的两个案例

通过对全国最早形成并且最具影响力的上海失独群体自组织进行实地调查,认为失独者在心理变化应激期、过渡期、恢复期的三个阶段中,失独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经历了萎缩到重建的变化。失独者在此过程中建立和参与失独群体自组织,并通过自组织重构的社会支持网成为失独者获得精神性支持的主要来源,促进了失独者的社会再融入。     

孤儿保障的六大问题和建议——基于湖北麻城市孤儿保障情况调查

正问题一:孤儿的生活、学习及情感方面仍然存在缺憾。特别是农村散居孤儿较为明显。农村散居孤儿的监护人大至分为两类。一是叔(伯)。这些类监护人中,他们自己有子女,但一部分人却没有将孤儿与自己的子女同等对待,在生活、学习、情感上有一定程度的歧视。二是祖父母。这类监护人大多年岁过大,普遍文化水平偏低,有的甚至是文盲,与孤儿既有代沟隔阂,同时又存在监护的方式方法问题。建议:县乡村三级民政工作者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及购买行为的实证分析与预测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广大农民的创收能力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等手段来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欠发达地区农村突发性群体事件成因及对策分析

一些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单向度思维,导致各类问题和矛盾负面影响放大,突发性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并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分析总结近年来欠发达地区农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成因类型,提出有较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公共治理部门践行“三个代表”、构建和谐社会急需思考的问题。     

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和应对

群体性事件是具有特定共同利益的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为,是特定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它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重组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对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性质、社会影响、处置措施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显得日益紧迫和必要。     

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做好维稳工作

预计2009年上半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继续蔓延,其影响有可能从经济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经济压力影响社会各群体心态,尤其是社会困难群体,在生存压力下,他们所累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