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在华的三重外交实践与苏孙结盟原因新论

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接替派克斯继续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越飞早在来华之前就知道,苏俄政府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中国政府相悖。于是,越飞来华后就采取一方面和中国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正面接触,另一方面另找机缘的方法,同时派专使携函同吴佩孚和孙中山分头联系,以求尽快建立中苏友好同盟。这就是越飞的三重外交实践。越飞在同北京政府的继续谈判中遇到难度。在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交往中,了解到双方都极力反对北京政府,并准备取而代之,并都有中俄联盟意向。于是,他就积极操持孙、吴联合,希望他们能够组建孙吴联合政府,以取代受列强操纵的北京政府。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只有您和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政府,才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对孙中山说:"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但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都无意与对方联手,这令越飞深感失望。为尽快建立中俄联盟,越飞经过对孙、吴政治态度及军事实力的甄别,决定联孙舍吴。1923年1月18日至19日,越飞亲赴上海同孙中山就吴佩孚与北京政府和孙     

武汉空战大捷——中苏空军联手2天击落日机35架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日寇想以空捷为天皇祈寿。日本海军航空兵团经过两周精心筹划，命令海军头目佐世保率领第二航空大队39架飞机，从安徽、江西边境大举进攻武汉。下午2时30分，日机进入武汉空防警戒范围，在“二·一八”空战中杀出威风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67架战机，立即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张开天罗地网，其战斗方针是：以E-16机队防卫武汉上空，主攻轰炸机；     

中苏美空军对陷城日军的大轰炸

1938年1月2日，日军在南京一方面继续进行大屠杀，一方面刚刚扶植起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在这天晨5：00与下午2：00，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战机两次空袭了南京大校场日军机场，炸毁日轰炸机2架。日军没想到中国空军在南京失守后这么快就来空袭，毫无准备，损失惨重。     

日本结盟偏好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变量。即物主义、"甘え"心理、集团主义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内容。即物主义重视现实、实用和实证,它使日本的外交政策带有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同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权宜之计,而它恰好与日本现实的机会主义相吻合,与此同时重视经验、重视实证的传统使有着丰富国内派阀政治经验和长期对外结盟经验的日本进一步强化了结盟意识;"甘え"就是想依存他人,寻求一体感这样一种欲望和打算,它加剧了日本人的结盟偏好;集团主义使日本人意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在对外政策中更容易选择结盟。     

正确评价“一论”“再论”的作用和影响

苏共20大之后,中共中央先后于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习惯上称为“一论”“再论”或者“两论”）。这两篇文章不论是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     

日本对德结盟与日本对美结盟的关系

始自第二次日英同盟、经日俄同盟直至日德同盟,日本一直存在把美国作为针对对象的结盟意图。日美同盟建立的历史基点是由日美冲突转为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这一基本前提的形成与日德同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日德同盟时期的日本政界与日美结盟时的日本政界颇有渊源,从而在日本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持续结盟的力量。日德同盟的经历为日本对美结盟留下了要尾随强者获得利益而不要轻易挑战强者的观念。     

苏俄、共产国际的结盟策略与在华合作者的选择

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策略,主要来自于列宁的早期结盟策略思想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以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形成同盟,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东方战略".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在目标上的矛盾以及对中国情况的疏解,来华代表们在中国寻找同盟者的过程必然要经历往复的试探和选择,最终其确定国民党作为其合作者.     

角色适配与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行为逻辑

自莫迪担任总理以来，印度明确以“领导大国”的角色定位推行“多向结盟”的外交实践：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倡导“改革的多边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大国”与美西方国家开展价值观外交。莫迪政府的“多向结盟”外交体现了印度在外交中呈现的多重角色及行为取向。本文构建了基于角色适配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的内部角色定位与国际角色规范之间的相符程度，将决定国家外交行为的具体取向和策略。通过对印度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适配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现阶段印度与所扮演的角色都具有一定的适配性，能在多个机制中保持有限度的参与，寻求合作的同时又持有犹疑的立场。因此，莫迪政府“多向结盟”外交的实质是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穿梭于不同力量之间，采取平衡和灵活的参与策略来实现印度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转向与论争——以《中苏文化》为考察对象

抗战时期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群体，在皖南事变后，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转向。皖南事变前，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马派史家，以古喻今，参与学术论争，发表激烈政见，著述内容偏重革命性；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了文化高压政策，迫使马派史家的研究撰述向学术性转变。由此，史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扭转了此前盲目套用、牵强比附的局面，走出了一条既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的学术中国化之路。     

陈筠泉:莫斯科大学培养的哲学家

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立“现代中国哲学”课题组，课题设计中包括“中国哲学史”项目，主要是对中国现代哲学产生重大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访谈。这一篇干春松教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原所长陈筠泉先生的访谈即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陈筠泉先生丰富的经历，访谈内容涵盖了建国初期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哲学的缘由、当时苏联大学哲学系的教学模式；中苏论战期间中国哲学教科书的编纂情况；《哲学研究》杂志的复刊以及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法所做的理论准备，在真理标准讨论当中的作用；陈筠泉先生对价值观问题和中国社科院的定位的看法。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建立、历史风云中的哲学论争和思想动荡，以及当中的人与事，有重要的价值。现将访谈内容辑要于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