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研究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

最近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显示,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独自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关于苏联空军参战,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     

新中国引智的序幕和开篇——中苏三次高端会谈与引智

从1949年到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有三次高端会谈,以此为主要标志,拉开了新中国从苏联引进智力的序幕和开篇。     

中苏建交: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开门红

新中国成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先做出积极回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是共和国外交史上的开门红，它为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进一步确市与制定，重大外交活动的进一步顺利展开，外交新局面的全面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中苏

我正在市里头开会。手机忽然响了，低头一看，对方用的是座机，010的区号，但不知是谁，连忙把它摁断，又调到振动，丢进裤口袋。后来大腿像装了电动按摩器，麻了一阵又一阵。散会后坐到车上才想起那个电话，回拨过去，刚刚喂了一句，那边一个熟悉的声音炸起来：搞么子鬼罗，电话打烂都不接，在泡妞吧？     

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及影响

本文论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苏美两国从战后自身利益出发而强加给中国政府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实质是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拿中共问题作交易相互满足对方要求的产物.该条约的签订,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助长了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决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再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驳卜道明“迫不得已，利大于弊”观点之依据

评价《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按照国际外交惯例，遵循维护国家民族权益平等互惠的外交准则，将其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依据翔实可靠文献史料论证首先予以明确定性．而后再对其影响与效果进行客观的评述。但近年来有的论著却往往采取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允手法，单纯论证其客观影响与效果却始终不予定性。还自诩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其实，这是对历史研究严肃性的亵渎和逃避责任的表现。     

武汉空战大捷——中苏空军联手2天击落日机35架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日寇想以空捷为天皇祈寿。日本海军航空兵团经过两周精心筹划，命令海军头目佐世保率领第二航空大队39架飞机，从安徽、江西边境大举进攻武汉。下午2时30分，日机进入武汉空防警戒范围，在“二&#183;一八”空战中杀出威风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共67架战机，立即从汉口和孝感机场起飞，张开天罗地网，其战斗方针是：以E-16机队防卫武汉上空，主攻轰炸机；     

中苏美空军对陷城日军的大轰炸

1938年1月2日，日军在南京一方面继续进行大屠杀，一方面刚刚扶植起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在这天晨5：00与下午2：00，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战机两次空袭了南京大校场日军机场，炸毁日轰炸机2架。日军没想到中国空军在南京失守后这么快就来空袭，毫无准备，损失惨重。     

吉田茂“中苏离间论”评述——吉田茂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的视角

＂中苏离间论＂既是战后国际冷战格局作用于保守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吉田茂的产物,同时也承继战前吉田思想,内含了吉田政治思想中＂反共主义＂、＂经济主义＂、亲美英的＂对美追随主义＂等侧面,可以作为吉田政治思想及其对华政策研究的切入点。1954年吉田携其＂中苏离间论＂出访欧美,目的是欲以他的＂离间中苏＂构想为手段游说美国,以求美国同意日本调整对华政策,发展对华贸易,这充分体现了吉田政治思想＂现实主义＂的侧面。此访未果,意味着对外以＂对美追随主义＂为第一要义的吉田政府在谋求调整对华政策上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至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战后日本历届政府只得以＂政经分离＂为政策原则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     

正确评价“一论”“再论”的作用和影响

苏共20大之后,中共中央先后于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习惯上称为“一论”“再论”或者“两论”）。这两篇文章不论是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