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与会通

中西两种文化是两种类型的文化系统,前者是实践理性精神,而后者则是理论理性精神。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并与中学发生了冲撞,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先学其技术,后学其制度,再学 其科学方法和价值观念,直至从哲学思维的深层上试图融合中西两种文化。在此方面．现代新儒家的诸 种努力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本文在评判诸种文化会通方案的基础上,指出中西文化的会通是一项艰巨和 复杂的任务,首先必须淡化和消除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和观念;而要真正实现中西文化会通,还需 要作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     

中西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历史嬗变及启示

中西传统教育思想对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其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文章拟从中西对人、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方面,分析比较两种教育思想观念的历史成因及其偏失,以期促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对人的全面发展有所裨益.     

清代广州十三行在中西交流中的历史地位

清代广州十三行是政府特许的外贸垄断组织。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世界透视中国的主要窗口,在中西交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展示与对话 ——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以来,以诗文评为体系的中国传统文论基本退出了文本阐释的场域。西方话语的大面积空降,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日益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式发展,消解着可能的学理话语的分享式革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失语是时代发展和中西互通背景下的使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西方话语,沉迷于“普世”的理论,带来的将是比民族话语失声更严重的精神殖民。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精华,倡导中西方文化间进行平等和谐的“对话”,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与文论体系。     

从中西方传统建筑入口比较中谈文化融合设计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的多样性与创新的需求使人们接受了文化融合设计.该文从入口空间的角度阐释了中西方建筑入口的发展演变,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和总结了中西方传统建筑入口空间的差异,从中借鉴其设计精髓和文化,以便探索现代入口空间的中西方文化融合设计方法.希望该文的论述能有助于我国入口空间设计的发展.     

发展权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是对党的十六大关于“社会更加和谐”这一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对于促进和保障发展权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促进和保障发展权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发展权是参与和享有发展进程及其结果的权利。在此进程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充分实现。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是赶上世界迅猛发展潮流,大力发展国力和维护发展权的问题。”“比之生存权来说,发展权才是…     

儒道会通与现代理想人格的建立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开创的两个重要文化基点.在中国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构成了士人进退出处、塑造自我人格的重要参照.从人格塑造的导向来看,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倡导自然人格,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崇尚社会人格.对现代社会而言,二者仍是构建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文化参照系.     

探究中西方婚礼文化的差异

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中西婚礼文化的相互影响,使当代中国婚礼增添许多西方文化的元素。本文着重分析中西方婚礼文化存在的差异,以及导致其差异性的原因。     

中西智慧比较

比较是人类认识自己最原本的方式之一。中西智慧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人的实践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传统之不同特性。西方智慧首先表征为对人和世界的知识论的理性把握,注重形式,认为终极实在可以用形式化东西来把握,通过严密分析、科学精确的理性精神演化出重"自然因果"、规律和法则的科学智慧,同时注重对人的卑劣的情欲的反思、透悟,认为必须要信奉唯一的不变的人格神上帝并创生法律来对治人性之恶。中国智慧表现为对变动不居的宇宙、社会和人生运行规律的一种直觉的参悟、顿悟,认为智慧即是循"道"而行的德性体悟,是来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顿悟式的常识理性。中国智慧重事实和价值、德性之知、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中西方对智慧的理解就文化传统、认识论、伦理学的种种视角来看确实有差异,而实际上就深层次或大眼光来看,彼此都是相同相容,也是可以相互融合创新的。中西智慧比较不仅要突破西方中心论,也要突破中国中心论,在整合创新的基础上应内化为公民人格建构的教化实践中。     

闻一多新诗中的民族化建构思想研究

强调中西艺术的融会贯通,这是闻一多的一贯主张。闻一多认为,只有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才能做出真正的中国的新诗,因此,在他短暂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把新诗的民族性建构作为旨归并长期躬耕于此,他的诗歌表现了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与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在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