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贸易对越南国内经济增长贡献效应的实证分析

环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纷纷着手制定本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以便更好地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加强中越双边贸易合作成为了时代呼唤和历史必然。十余年来,中越双边贸易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且双方均较为满意的成效。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积极发展中越贸易合作是越南国内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加强中越双边贸易合作对越方而言是一个双赢、互惠的正确选择。     

“矿工拳王”熊朝忠

一个曾经饱受歧视的乡野小子,用拳头赢得了尊敬,从矿工变成了世界拳王。2012年11月24日夜晚,在昆明市体育馆——WBC(世界拳击理事会)迷你轻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的决胜地,来自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熊朝忠鏖战12回合,击败了墨西哥拳王哈维尔·马丁内斯,成为首个披上世界拳击金腰带的中国人。这是中国职业拳击的荣耀时刻。     

边疆安全学视野下的边民土地意识构建——以凭祥市友谊镇卡凤村为例

土地可以满足人类衣食足行的基本需求,基于土地创造的农业收入是农业人口家庭经济来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城镇化进程中的征地运动却将农业人口与土地分离,由此引发许多矛盾。本文以广西一个边境村庄的征地行为为线索,探索村民之间、村庄内部秩序以及村民与政府三组关系在征地前后的变化,以此说明基于土地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地方社会秩序安定、稳定人心的必要因素。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有助于维护边疆安全。     

中越吃槟榔风俗之比较

以中国南方民族与越南京族吃槟榔的风俗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两国在饮食文化上的一些共性.     

社会互动与滇越边民国家认同研究

社会互动是边民惯常性的行为表达。血缘、族群记忆及国家关系造就了边民社会互动的主体内容,边民有序的社会互动有助于国家治边意志的实现,而边民无序的社会互动行为则直接背离着民族国家的治边行为。在滇越边民区域性的社会交往互动中,文化诉求感的满足是传统时期边民社会互动的关键性需求,然而经时间改造,物质利益的满足逐渐上升并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影响滇越边民社会互动行为的核心要素。民族国家只有基于边民生活实际,合理性设计并施行制度,以迎合边民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需求,进而在边民意识中形塑极具象征力的民族国家形象,才能从根本上使边民产生并长期拥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中越边境华人媳妇写真

中越两国最著名的边境线——横跨在北仑河上的北仑大桥,如今成了继深圳、珠海之后我国第三大旅客出境通道,每天在这里进出的除日益庞大的旅游队伍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做边贸生意的年轻老板。他们每天来往干中国广西东兴和越南芒街之间,这些潇洒的绅士很受越南佳丽青睐,以至跨国婚姻在当地十分流行,时下仅东兴市就有1000多对这种“特殊鸳鸯”。他们的生活怎样?     

四川彝藏羌地区近代教育的起步——边疆服务中的教育事业研究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创办了多个小学,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对当地儿童及一般民众施以教育服务.根据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边部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形成了与教会在其它地区所办教育不同的特点.边部在彝羌藏地区开办教育虽遇到教员的缺乏、经费短拙等困难,但在提高边民知识文化、移风易俗等方面,成绩卓著,对推进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绿路耀边关

昔日曾经的隆隆炮声、排雷声、建设公路爆破声，进入新世纪8年后的今天，早已在中越边境的广西一线上消失。如今，人们听到的是边贸市场上熙熙攘攘的喧闹声，看到的是汽车来来往往和商铺里外人们进进出出的繁忙景象，处处—派新风景线。但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些爆炸声印象还很深，仿佛它们还震响在耳畔。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型发展——基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视角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制度起点可以追溯到以免税为特征的边民互市贸易和以保税为特征的保税区.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应定位于为边境贸易提供便利的跨境商贸区,实现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自贸区,以及促进产业集聚的国内开发区.短期内,应借鉴霍尔果斯“前店后厂”模式,先期建成具有免税性质的跨境商贸中心,在中方一侧建设工业配套中心作为支撑;长期内,应同东盟签订自贸区升级版的试行版,建设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跨境工业区;路径上,可借鉴我国海外经贸合作区以知名龙头企业为开发业主的工业地产PPP模式.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比较普遍.在这样一些特殊的家庭里,母亲没有中国国籍、户籍,她们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危机,并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同时,由于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而且位于偏远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婚姻家庭中的子女的社会化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面对这些问题,有必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决这些母亲的国籍问题,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家庭中的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