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保全制度的标准构建——以美国法中间禁令制度的衡量标准为参考

从理论、立法和实践观察,我国的民事行为保全制度的衡量标准有待完善,主要体现为要件标准模糊、权衡角度缺失以及缺乏官方统一指导。行为保全制度的衡量标准涉及广泛的自由裁量,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不利于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和行为保全功能的发挥。美国法中间禁令制度与我国法民事行为保全制度在功能上相似,其标准以"固定要件-灵活模式"为思路,衡量体系日臻完善。中间禁令制度的价值理念和操作方式对我国行为保全制度的标准构建有借鉴意义。     

培育亚太“共同朋友圈”: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亚太地区逐渐显现中美"两强众弱"的格局,在两者之间存在广阔而复杂的中间地带。美国不断挑拨中间地带的国家制造矛盾,让中国疲于应付而无法集中精力推进"一带一路";一些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力图把美国拉进来制衡中国,尽力把他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演变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争端。这种非良性互动使得中国周边外交呈现出复杂局面。笔者借用"中间地带"的历史智慧,来分析在中美走向权力持平阶段,中国应该如何通过培育"共同朋友圈"来塑造稳定的亚太中间地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论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

［摘要］在我国的法律文本和判决中，对商业秘密的价值性要件有着不同表达。法律文本中的价值性经历了从“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实用性”到单一的“具有商业价值”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用性是否属于与价值性相独立的构成要件，一直存在反复。竞争优势作为表彰价值性的一种状态，经历了等同于价值性到作为判断价值性之有无的标准的过程。在各级法院的判决中，价值性有着不同的法律意义。近年来，法院逐渐将价值性和实用性融合，竞争优势逐渐成为证明价值性的一种依据。商业秘密是高科技企业的重要竞争工具，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同时商业秘密也是重要的财产。这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直接影响价值性要件的法律意义。     

判决理由的详略之辩: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由于能够弥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缺陷,可接受性标准能够用来对司法过程作出综合性评价,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判决理由的质量.虽然加强判决理由的说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唤,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地认为判决理由越详细质量就越高,而应当在综合考量之后,以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为目标对判决理由的详略作出规划和设计.     

当事人隐瞒事实不必然导致工伤认定的变更

<正>案情简介在郭某诉安圣态建筑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上诉案中((2012)沪二中行终字第408号),上海市卢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1年11月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郭某系安圣态公司工作人员,其于2011年7月4日出差期间不慎摔倒,后被医院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该所受伤害构成工伤。郭某摔倒的事实主要由证人林某、吴某的笔录予以证实。在安圣态公司诉区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的行政诉     

分母选择中的玄机——相对数指标的应用

无论你是数据生产者还是数据用户,肯定对各种以相对数形式表达的统计指标不会陌生.因为相对数是经济社会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类统计指标,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抽象掉事物发生的具体规模,显示出所涉对象在特定特征上的联系及其程度.     

日本媒体灾难报道特点初探

正一、引言日本灾难新闻报道遵循一般的新闻报道规律。首先从媒体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日本对于灾难的报道一般都是有始有终还要有过程,开始阶段一般要着重在对灾难性质和状态的报道,中间阶段要注重对抢险救灾的组织、动员、实施和收效的报道,最后还要注重对灾后重建工作的安排、部署、实施、新面貌等方面的报道。这些都是灾难报道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其次,从消息来源上看,日本媒体基本都是基于从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进行报道,而且主要关注的是国家领导、政     

超过退休年龄人员能否认定工伤

正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仍在从事工作的,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一直以来因劳动关系是否失格问题,引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法学界广泛争议,给工伤认定和司法判决带来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样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或劳动仲裁或司法调解中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为此,笔者在厘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保险工作实际,认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遭受事故伤     

适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早期反托拉斯判决及其影响

联邦最高法院反托拉斯判决原则的变迁,完成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司法解释的转折性演进,使美国传统民主观念和工业化美国现实相调适,并为工业化经济模式寻找新制度表达的司法过程。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