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潜意识或无意识认识

潜意识或无意识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形式,也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潜意识并不是没有意识,它同意识相互转化,并在深层次上对人的语言、行为产生影响。     

人民主体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从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中,通过人民的主体角色的确立、主体地位的保障、主体力量的统合、主体价值的塑造等主体内容构建方式,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主体论”。人民概念与角色从基于革命的单纯经济政治概念与功能到基于建设的人民与执政党、国家和政府间关系的复合概念与功能的多样扩展,人民主体地位基于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过程人民民主而获得的制度保障,人民主体力量基于执政党力量对人民力量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力量有机统合的合力生成,人民主体价值基于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与人民“过上好日子”的“一体两面”式双重建构,四者共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塑造了内蕴新型主体功能、新型主体制度、新型主体力量与新型主体价值于一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用“使命型政党”统合“制度”、“人”与“治理”的方式,锻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理性力量,开创了“人民主体论”的新境界。     

女性主体价值的艰难找寻——李清照与朱淑真作品的文化意义

朱淑真、李清照并为宋朝文坛的两大家,其作品表现了对女性主体价值的寻找,两人的出身、经历不同,寻找的方式也就不一样,李清照是用温柔敦厚的“融入主流”方式,朱淑真是用“女性本位”的方式,特征是刚烈凄厉,催人肠断,这也是男性中心社会里人们更称道李清照的创作,对朱淑真的作品不以为然的原因。     

胡塞尔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哲学路径

胡塞尔的哲学一方面可以视为近代哲学思维的极致,另一方面,它也展示了某种转折,主体间性问题便是其中之一。正是胡塞尔关于主体间性的探究,才使这一问题在现代哲学主流话语中真正蔚为大观。胡塞尔不仅从现象学角度改造主体性概念,而且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对主体间性概念和理论的构造和研究。     

从主体间性到语境性：数字时代的艺术转型

在数据结构、智能系统、信息网络等新技术的影响下,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变化。在文化艺术领域,作为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艺术主体虚拟化、虚拟主体间性的形成,展示了艺术生态的转型：数字化挑战了传统艺术形式,让艺术作品创作者的身份不再依附于特定的地点,不同的“语境”近在咫尺,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创造和重置“语境”的过程中,艺术作品变得具有“非物质性”和“交互性”,从而改变了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关系;艺术作品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不再是“施动”和“受动”的关系,而是“交互”和“对话”的互动关系,此时的艺术主体不再是孤立封闭的形象,而是动态开放的形象,艺术主体间与欣赏者之间成为艺术共生平权的关系。     

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主体责任机制

“大智移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客户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更新了文旅理念,改变了旅游数字生态,文旅产业数字化治理蕴藏的巨大能量不断释放。作为对“一核多元”模式潜在公共性危机的反思,如何打破条块分割、推动社区公共性生产、培养居民公共精神、增进公众互动参与,是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考量进路之一。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亟待梳理脉络、刷新范式甚至重建路数,纾解在文旅治理中的结构性难题,进而针对治理理念与技术困境有所作为。文章选取“责任机制”维度,通过结构化分析和过程化视野,直面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与理想建构紧张关系,在结构上探究主体关系、行动逻辑、互动效果等技术要素,在过程上明确责任主体、责任机制划分,赋权景区组织,改善治理逻辑,探索直接衔接治理机制。文章认为,聚焦治理结构互动机理,挖掘技术应用被遮蔽主体关系、合作议程和问题策略,符合“共建共治共享”政策话语要求,“道术合一”逻辑能为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主体间关系分析提供阐释可能。     

新浪潮电影的本土化实践——以严浩《似水流年》为例

作为新浪潮电影在本土美学实践的代表作,严浩的《似水流年》借助西方现代电影语言进行了电影内涵、意义表达的艺术实验,开拓出了一片不同于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空间。《似水流年》具有多重美学意蕴,反映了城乡切换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也意味着因时间与空间中的移动,人的精神结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发生了改变,而这恰恰说明,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性在城乡切换的多元建构中至关重要。该片展现了港人由于所处历史时空与母体文化存在的割裂性,同时也反映了其对中华母体精神的依存性,因此电影不仅具有中华母体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也具有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     

教育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实践现状及进路思考

公益诉讼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教育关乎民族的未来,涉及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消费安全等领域相比,教育公益诉讼还缺乏系统的制度规范和成熟的实践规则。从诉讼目的上看,教育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受教育权,三者都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属性,都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所在。从诉讼程序上看,教育问题本身具有利益多元、规范繁杂的特征,个人的私力救济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由法律监督机关、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教育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中国的明天”在起诉,有着自身独特功能定位的同时又符合教育本身具有的公共利益属性。长期以来,我国公益诉讼的法律条款虽然有模糊之处,但并没有构成教育公益诉讼的实质障碍,而丰富的案件来源为教育公益诉讼提供了实践基础。教育公益诉讼进路的完善主要有受案范围的有序展开、将公民纳入起诉主体和诉前、诉中、诉后均贯彻“诉行合作”的原则。     

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

认知传播研究在中国经历了30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框架,逐渐显现出传播学未来演变的中国特征,被认为是传播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分支。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包括：对人文视角、人际关系和非实体空间的发掘,坚持了一种从主体性升华为主体间性的人文主义进路;把体验作为人类传播实践的中心,涵盖了从意向性中认知世界的直接体验和着重于阐释传播的间接体验;认为所有进入人脑的事实和意义都经过了知识、经验、情感、立场、爱好等主观因素掺和施效下的心智的加工改造。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调整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本文从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的现状出发,分析该标准实施以来存在的若干个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其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从区域规划、主体功能区、城市职能以及城乡协调等多角度来探究我国城市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调整的重点和方向,重点阐述该标准的调整对当前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