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不接地气越导致传言遮蔽真实

如今,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便是正常的官员任免通报,哪怕是到龄退休,有人就习惯性地将其与反腐联系起来。官员任免通报为何常被＂错读＂。相关专业人士认为——随着中央铁腕反腐、从严治吏的常规化,紧盯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最新通报。成了许多媒体的新闻源。不管被打的是＂老虎＂还是＂苍蝇＂,相关消息都能在第一时间被广泛传播。不过,     

《樵史通俗演义》女性观刍议

《樵史通俗演义》中出现的女性不多,且都不是重要人物。这些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末世政治有直接关系的女性;第二类是与政治有间接关系的女性;第三类是无关政治却最终沦为政治陪葬品及作为男子附属品、被男子或杀或弃的女性。作者对与政治有关的女性有意进行了丑化,主要表现为突出了她们的淫荡不贞。作者在女性观方面主要延续了传统的观念,这与他的政治倾向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论《占卜者》的空间叙事及其意义

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占卜者》讲述的是在马纳瓦卡小镇长大成人的女作家莫拉格.甘一生自我寻求的经历。小说将物质空间和隐喻空间紧密结合,不仅将莫拉格的空间迁徙过程折射成为自我寻求的"象征系统",使得空间成为主题建构的重要载体,还将马纳瓦卡这一特定空间以原象和隐喻的形式贯穿文本,成为深化主题的媒介。《占卜者》中的空间叙事手段对作品女性主义主题营构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中国文艺研究发微——兼以中国歌剧研究考释

20世纪初,伴随着新的思想进入中国社会,中国文艺开始形成一些新的艺术形式,中国歌剧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博弈产物。通过梳理20世纪初中国歌剧的嬗变轨迹,发现中国歌剧的形式既不同于西洋歌剧,又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中国歌剧受社会环境、政治权利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歌剧形式。因此,文章认为,中国文艺形式的扬弃不仅取决于艺术本身,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等外在因素。     

论雷锋精神的三个向度及其当代价值

雷锋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具有穿越时空与横贯东西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雷锋精神具有时代性、整体性、世界性。准确把握雷锋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实质,立足时代主题,充分发挥雷锋精神的当代价值。     

中国早期边塞诗与西方战争诗歌的比较——以《诗经》中的战争诗与《伊利亚特》的比较为例

作为中国边塞诗之滥觞的《诗经》中的战争诗,与西方战争诗歌代表作《伊利亚特》均是古代战争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但却体现出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主体文化精神及生死观、战争观。     

透过人物角色审视《拧紧的螺丝》的道德问题

《拧紧螺丝》是亨利·詹姆斯很具争议的一部短篇小说。大致介绍了自该小说发表以来人们对该小说的种种见解,评论了最开始的妖魔小说以及后面肯盾和维尔森的迷幻小说的缺憾的地方,还重点介绍了罗伯特.黑尔曼的道德思想,运用原型之法对作品里面的各个人物角色做了进一步探讨,通过对外在美丽的麦尔司与福洛拉的描绘,进而揭示:深受环境的影响,人不但可以变成美丽天使,也能变成恶之奴仆的思想道德之中心主题。     

论“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题与意识形态的规约——从王林的《腹地》及其批评说起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新的语境。与以往历史境遇最大的差异在于：它不再以摧毁和否定旧体制旧文化为己任,而是致力于建构新的文艺秩序。为此,它要求作家正面表现社会现象,歌颂民族国家建设和革命历史,并着力清除＂不洁＂和＂不纯＂的叙事方式。王林的《腹地》写作于四十年代初期,它塑造了日常化的具有普通人性的英雄形象,保留了时代与乡村的原生风貌,却与新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成为新中国最早受到批判的长篇小说。批评家认为小说中的很多描写与文艺新秩序的要求和写作原则相去甚远,对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十七年＂文学批评主题的生成并非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更多地来自于民族国家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     

福利社会学如何可能？——基于当前福利研究现状的再思考

国内外对福利社会学研究的现状表明,当前福利社会学研究没有一套完善的、标准的理论体系,没有明确的、共识性的研究主题,也没有为解决社会福利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方法,由此可以看出,福利社会学仅仅具备作为一门分支学科成立的条件,还不具备学科成熟的条件。但这并不影响福利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地位以及对其所持的学科信仰,为此,应在明确的＂学科自觉＂引导下,从福利社会学学科的研究主题、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三方面为构建成熟的福利社会学创造条件。     

总体性坍塌之后——论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模式流变

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正统文学史观自身的修复期和瓦解期.王永生主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表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维护正统文学史观蕴含的历史总体性,另一方面试图修复它的学科性.作为新一代的学人,温儒敏悬置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判断,而刘锋杰则坚持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他重申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这是对总体性问题的重置.到了新世纪,在“复数现代性”的语境中,旷新年和余虹按照不同的路径重述现代文学理论史,旷以新左派的理论来激活左翼文学理论的反抗活力,而余虹则试图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拯救出文学对历史发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