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过周予同的点校、注释,流传极广,成为经学入门教材。但周注本的点校存在一些失误,却一直没人指正。本文从断句、校勘、分段等方面列举其疏失,并依据《经学历史》初稿本,对周注本失校之处加以弥补。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

如何把握荀子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看待荀子和朱熹之间的思想关系,是儒学思想道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牟宗三、李泽厚提出“荀子与朱子类似”、“朱熹是荀学”的论断。如此将朱熹与荀子归为一类的做法突破了人们的以往认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荀子与孟子、宋明理学的关系。本文试从梳理、评析牟宗三、李泽厚关于荀子和朱熹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切入,说明“朱熹是荀子”论断的重要意义,从探究荀子与宋明理学思想关系中思考统合孟荀、重构道统的理路和可能。     

汉乐府"日出东南隅"曲调归属辨析

从配乐情况的时代差别来看,沈约将日出东南隅篇归入大曲《艳歌罗敷行》之下的做法记载的是元嘉之后至梁代《宋书》成书这之间某个时期日出东南隅篇的配乐情况,郭茂倩将日出东南隅篇归入相和曲《陌上桑》之下的做法则是延续了张《录》,记载的是日出东南隅篇在刘宋时期的配乐情况。从曲名命名的纯形式来看,两书对日出东南隅曲辞归属的差别乃是艳歌这一音乐形式日渐发展的结果。     

“举刺予夺”：明季野史笔记的重要特征

明季野史笔记表现出“举刺予夺”的重要特征。政治腐败、社会险恶是其社会土壤;官史失修、史官失职是其史学动因;存史意识、立言情结是其心理基础。这种史学风格自明中叶开始兴盛,明清鼎革之际达到颠峰,入清后逐渐跌入低谷。“举刺予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品格。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一方面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彰显,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驰骋议论的空疏之风。明季“举刺予夺”之风纵然炽烈,也未能挣脱桎梏,反映出中国史学中保守因素的难以抗拒性。     

《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

《墨经》包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这体现在《墨经》对于“言”与“名”的理论，《墨经》的定义方法，《墨经》对“辩”与“说”的论述等方面。《墨经》认为，“言”是口的一种功能。“执所言而意得见”。“名”是用以“举实”的。《墨经》中的“正名”学说超出了儒家的政治、伦理的正名理论，而真正成为“名辩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墨经》中运用了多种的定义方法。《墨经》认为“辩”的特征是“争（反）”，其目的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察名之理”。“辩”的准则是要“当”与“宜”。《墨经》的“说”运用的是语用推理。     

城濮之战：晋公关谋略的胜利

本文试从公关角度，分析春秋时期晋楚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原因。认为此战晋主要就胜在它高明的公关谋略上。     

《逍遥游》“汾水之阳”辨

《庄子·逍遥游》是庄周的代表作。由于庄周行文达意执以“无言之教”,《庄子》歧义历来多多,文中关于“汾水之阳”的注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代学者习惯于从地理概念上去求真,去疏证、推论“汾水之阳”为“古尧都”或“藐姑射山”,但察之差为毫厘;愈辨析愈多矛盾,愈细究愈无所适从。如果转换读书角度,从庄周逻辑去读《庄子》,据此理解到“无言之教”乃是启迪,而不拘泥“真”、“实”,却着眼“义”、“理”,对举神人与尧、藐姑射山与汾水之阳,那么,“汾水之阳”指代尧的结论就可以得出,上下行文读来也就通畅了。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文字校勘误漏举正

笔者主要对<集成>文字校勘中的误漏作出举正,计22条.1、"如水走口为",一本作"如水走下.兄其以吾言为然否?禹锡再拜";2、"柯叶张王",一引作"柯少叶张";3、"泉明"当作"渊明";4、"明旧"当作"朋旧";5、"壮士"当作"壮夫";6、"向陶"当作"问陶";7、"衍衍"当作"桁衎";8、"诗能入人",一本作"诗能兴人";9、"使之文不为使之诗,文且可以为全乎哉?"一本作:"使之为文,不使之为诗,且可以为全乎哉?"10、"谓身后有袁陶之交相击节而轶稿始出"当作"渭身后"云云;11、"五律宜高浑圆洁,右丞、左思为佳","左思"当作"左司";12、"五代云拢",当作"五代云扰";13、"讦谟定命",当作"行谟定命";14、欧阳元"当作"欧阳玄";15、"不可校雠"当作"不可不校雠";16、"行与罔直"当作"行于罔直";17、"太历"当作"大历";18、"禹数文命"当作"禹敷文命";19、"王裒称是",当作"王褒称是";20、"谢元晖"当作"谢玄晖";21、"成诗集名"以下文字,不是成书<古诗存凡例>之文;22、"盘本之歌",当作"盘木之歌".     

吾丘衍《三十五举》略论

中国的篆刻艺术发韧于三代，至秦汉而极，六朝之后渐衰，唐宋之末已是积弊难返。到元代，由于吾丘衍撰写《学古编》，在第一编《三十五举》中总结秦汉以来篆刻艺术实践的经验，主张以秦汉为本，力主复古，并提出不同材料的运用会产生不同的艺术表现效果。吾丘衍在印学理论上的总结与贡献，为明清篆刻艺术的再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吾丘衍在中国古代篆刻艺术发展史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