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日出东南隅"曲调归属辨析

从配乐情况的时代差别来看,沈约将日出东南隅篇归入大曲《艳歌罗敷行》之下的做法记载的是元嘉之后至梁代《宋书》成书这之间某个时期日出东南隅篇的配乐情况,郭茂倩将日出东南隅篇归入相和曲《陌上桑》之下的做法则是延续了张《录》,记载的是日出东南隅篇在刘宋时期的配乐情况。从曲名命名的纯形式来看,两书对日出东南隅曲辞归属的差别乃是艳歌这一音乐形式日渐发展的结果。     

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过周予同的点校、注释,流传极广,成为经学入门教材。但周注本的点校存在一些失误,却一直没人指正。本文从断句、校勘、分段等方面列举其疏失,并依据《经学历史》初稿本,对周注本失校之处加以弥补。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2003年5月号《中华儿女》发表了《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拜读之后,发现杨先生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陈述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从重庆解放时起就亲身参加过对“中美合作所”有关历史情况的调查,十分清楚杨益言当年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中美合作所”;他所谓“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中美合作所”。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前,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政保处)6位处长和科长,已随野战部队进城,于12月5日进驻了市区老街34号“慈居”(国民党原西南军政长…     

中国文论[艺论]三昧篇

本文内容是研治《文心雕龙》,而取《风骨》篇以为核心重点,加以阐释。以《风骨》为主题的论文固自不乏,但本文有其自己的观点,例如名家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皆以为“风”即指“情”,“骨”即指“辞”,为一般学人信奉,而本文以为尚待商榷。著者为解说“风骨”,涉及了陆机《文赋》与曹丕《典论·论文》,用以寻其真源,而且,并不局限于《雕龙》本书本篇之内（如黄、刘之方法）,是其特点之一。其次,著者又旁征于六朝时代之画论精义,以与刘勰文论相为印证发明,于是“风”之本来词义,豁然得以昭晰,亦即不为“文论”本科所局限,此其二。再次,为解中国文论艺论何以特重于“气”,著者又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层次,阐明了中国诗文书画传统术语皆用“写”字的要义,指出“移写论”与“摹仿论”之貌似而实殊的要紧一义。此其三。凡此,于治“龙学”文论,应有相应的切磋价值     

《逍遥游》“汾水之阳”辨

《庄子·逍遥游》是庄周的代表作。由于庄周行文达意执以“无言之教”,《庄子》歧义历来多多,文中关于“汾水之阳”的注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代学者习惯于从地理概念上去求真,去疏证、推论“汾水之阳”为“古尧都”或“藐姑射山”,但察之差为毫厘;愈辨析愈多矛盾,愈细究愈无所适从。如果转换读书角度,从庄周逻辑去读《庄子》,据此理解到“无言之教”乃是启迪,而不拘泥“真”、“实”,却着眼“义”、“理”,对举神人与尧、藐姑射山与汾水之阳,那么,“汾水之阳”指代尧的结论就可以得出,上下行文读来也就通畅了。     

“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

如何把握荀子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看待荀子和朱熹之间的思想关系,是儒学思想道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牟宗三、李泽厚提出“荀子与朱子类似”、“朱熹是荀学”的论断。如此将朱熹与荀子归为一类的做法突破了人们的以往认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荀子与孟子、宋明理学的关系。本文试从梳理、评析牟宗三、李泽厚关于荀子和朱熹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切入,说明“朱熹是荀子”论断的重要意义,从探究荀子与宋明理学思想关系中思考统合孟荀、重构道统的理路和可能。